由以上概述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里所展示的现代化研究是建立在着重分析经济与社会内部变革的基础上的，但它把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转变为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着重探讨现代化即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这一现代世界历史的中心内容，理论上是对“单线突进的阶级斗争史观”的重大突破。此外，罗荣渠教授的研究还展示了两个基本的方法论特点。其一是，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世界进程的组成部分，把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置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发展危机、新工业革命的大势头、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和全球市场经济一体化趋势等相继出现、不断变化的世界大环境中考察，从纵向与横向（即国际的）比较中探讨和定位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其二，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历史观为指导，强调在社会生产力推动下历史发展的多向度即“多线性”。“这样，对于世界历史上形成的各种社会形态的分析都是多维的、立体交叉的、网络式的。这样，对历史进化论的辩证的解释就代替了机械的、片面的和单线的解释。”（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55页）。在对中国现代化历史的实际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多线性”不仅存在于不同社会的发展之间，也存在于一个社会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之内。
（三）现代化不同模式、不同道路的探讨
对现代化的不同模式与不同道路，可以按不同的类型标准来区分。罗荣渠先生在《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五章中，首先根据社会变迁所具有的创新性变革与传导性变革两种不同形式，指出了“内源性现代化”与“外源性现代化”两种类型的区别。然后，又依照世界各国、各地区卷入三次现代化大浪潮的时序，指出了迟到的现代化与早期现代化相比所具有的政治变革引导、追赶型、强制型现代化等特点，最后又按照不同特点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权力结构形式，区分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混合式”三大现代化类型并分别指出了它们的特点。在对东亚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中，还总结了东亚现代化的三大不同类型即日本型、韩国型和中国型（《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钱乘旦、陈意新在《走向现代国家之路》中，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并根据手段上的区别，辨析了世界各国政治现代化的三条道路：一条是渐进改革的道路，以英国为代表；另一条是人民革命道路，其经验主要来自法国；第三条是德国式道路，是一种非平衡性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其结果是把国家引向毁灭。本书的特点在于：强调各国选择不同道路时，受国情等各自的条件所制约；批评了给政治现代化赋予理想主义色彩的倾向；特别指出不能同意以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形式为唯一取向而排除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可能性。
在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分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模式与现代化道路的不同特点及其形成原因。例如：曾昭耀在《政治稳定与现代化》（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中，分析了拉美国家不同于欧美的政治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演变，认为发展中国家首先需要在剧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只有能满足这个需要的政治制度才是有生命力的。墨西哥能够保持60多年的政治稳定，说明其并非恪守西方“权力平衡”原则的政治模式，而是“本国历史所选择的、符合或基本符合这个需要的模式”。严立贤通过对中日工业化不同道路的研究，指出，产生中日两国现代化差异的根本原因必须到两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也即必须从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中去寻找。作者认为，“西欧、日本和中国分别代表着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和缺乏自下而上的道路从而使自上而下的道路也走不通这样三种不同的现代化类型”（《日本资本主义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
在对不同类型的现代化进程进行比较中，许多著述特别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尤其是晚近现代化进程中市场与国家政权作用的关系。以英国为原型的西方早期现代化是以现代私有制为基础，以自由市场为杠杆，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很少受到政府的干预，然而，国家在推动资本原始积累、开拓海外殖民地等许多方面，都起过重要作用。晚近现代化在其启动阶段，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大于经济因素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国家即中央政权在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中作用重大。东亚的经济奇迹举世瞩目，其成功的经验之一，是国家宏观调控性的引导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两者的结合。这一方面的论著已经很多，有代表性的如金明善、徐平合著的《日本：走向现代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考察了战后日本政府独特的宏观调节职能，包括政策目标、政策手段和决策体制。尹保云探讨了韩国朴正熙政权的形成，并从其“经济发展第一”的方针和以军人政权干预经济的道路，从经济计划的制定与推行、分配与教育、政府同企业的关系，以及农业政策的变化等方面，分析了朴正熙政府所建立的新经济程序的特征（《韩国的现代化--一个儒教国家的道路》，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关于伊朗失败的“白色革命”的研究，引起人们对“现代化的中断”问题和伊斯兰复兴运动与现代化关系的关注。张振国主编的《未成功的现代化--关于巴列维的“白色革命”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指出，本来，巴列维推行土地改革和加速工业建设，正是抓住了向现代化社会过渡的两个最基本问题。同时他还握有三张王牌（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装备精良的武装部队和组织严密的特务机构）并得到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美国的大力支持，他的本世纪末使伊朗成为世界第五强国的雄图大略，曾令世人为之侧目，但结果却引起一场来势凶猛的伊斯兰革命和神权政治制度的建立。巴列维及其政权则众叛亲离陷于全民包围之中，最后本人遁逃异国客死他乡。究其原因，巴列维的“白色革命”因触动地主和宗教势力的既得利益而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又因为不能满足广大贫苦农民和其他贫民的基本要求而得不到他们的支持。王权的专制腐败、挥霍浪费终于激起众怒。把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割裂、对立，注定了他的“白色革命”必然失败的命运。该书作者总结了巴列维失败留给人们的深刻教训：一国进行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决不能照抄别国的模式；政治改革必须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不能忽视经济发展规律，急于求成盲目发展；必须重视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情民意；在社会转变引起的社会动荡面前，要处理好如何避免两极分化、保证政权清正廉洁、清除腐朽丑恶现象和保持社会公正等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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