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所谓历史研究，就其实质来说，它是研究者的一种认识活动，这种认识活动必然受到史家认识能力的制约。作为历史研究者之认识活动的一种认识成果的史学，它是记述和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学科，其记述和研究的科学程度如何，有赖于史家的认识能力，亦即史家的自身修养。中国史学史上，最早对史家修养提出系统理论的是唐代的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当时的礼部尚书郑惟忠问他为什么历史上文士多而史才少，他回答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①此后的史学批评，便以才、学、识来衡量一位史家的修养。明代学者胡应麟为刘知几的“三长”补充了“二善”。他说：“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②胡应麟在刘知几的“三长”之外补充“二善”，这是中国史学理论的一个长足进步。但现在看来，刘知几的史家“三长”论仅仅是提出了一个基本的概念，用比喻的方式说明了“三长”在史家撰述过程中的作用，而理论性的分析尚有待来者。胡应麟的“二善”是互为表里的一码事，“公心”是“直笔”的主观前提，“直笔”是“公心”的客观必然。比较而言，胡应麟的“公心”、“直笔”与刘知几的“犹须好是正直”云云，在实质上是相近的。
章学诚在刘知几的才、学、识“三长”之外，归纳胡应麟的“二善”，补充了“史德”。《文史通义》中有《史德》篇，专事讨论“著书者之心术”。至于章学诚的“史德”与刘知几的“史识”是否有通同重合之处，目前史学理论界尚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章学诚的“史德”“实已寓于刘氏的‘史识’之中”。其理论根据是刘的“史识”是“指史家要具备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品德和应有的独立见解”。③言外之意，章学诚所说的“史德”，即是史家忠于史实的品德和应有的独立见解。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上述论断“值得商榷”。其理论根据是：“所谓识，则是指对历史发展、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能力。”言外之意，“史识”不包括史家“心术”。前一种观点认为，“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是刘知几对“史识”的解释。后一种观点认为：“刘知几从未明确地说明这就是史识的内容，实际上他是对上述内容作的补充。从语法结构来看，‘犹须’云云，都是补充上面未尽之意，而不是用来解释上面内容，刘知几在这里是指除史才、史学、史识之外，‘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④本文认为，刘知几在答郑惟忠问时，举出史家才、学、识“三长”，先说“有学而无才”则如何，意在解释“才”的功用；次言“有才而无学”则如何，意在解释“学”的功用；又说“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云云，分明是解释“识”的功用。即便是“从语法结构来看”，刘知几是在向郑惟忠解释史家的才、学、识，不可能说了才、学而不说识，便对三者作总的补充。如果那样解释，恰恰是语意上不完整。退一步说，假设刘知几的“犹须好是正直”云云是“补充”之言，这种“补充”的功绩也应该归属于刘知几。不过，没有“退一步”的必要。也以第二种观点所引的《史通·鉴识》中的一段论述为证：“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之各异。盖三王之受谤也，值鲁连而获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见诋。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惟千载一遇乎？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颐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恶？”⑤用这段话论证刘知几的“史识”中不包含章学诚“史德”的内容，反而不如论证刘的“史识”中包含着一部分与章的“史德”重合的内容更有说服力。史家的“毁誉”、“爱憎”、“辨其利害，明其善恶”，怎能与“著书者之心术”截然分开呢？当然，既不能将刘的“史识”等同于章的“史德”，也不能将章的“史德”看作刘的“史识”的附属。章学诚误将刘知几的“有学无才”记作“有学无识”，因而他认为刘氏之识“不过欲于记诵之间，知所决择，以成文理耳”。
章学诚关于史家才、学、识、德四方面修养的理论有其完整体系，而具体的论述则散见于《章学诚遗书》的许多篇章。本文旨在以章学诚的遗著中把他关于史家才、学、识、德四种修养的论述作一归纳和辨析。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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