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才
刘知几认为，史家的“才”是驾驶史料、营构史学的能力，因而比况于“匠石之思”与“公输之巧”。章学诚则具体地、明确地给出了“才”的定义，论述了“才”的修养途径、“才”与“学”、“识”、“德”的内在联系和“才”在史家撰述过程中的具体功用。章学诚认为，“才”是史家裁断史料、驾驭文字的能力。“才”的修养有赖于史家的气、识和学。
学者“养气”之说，始于孟子。孟子曾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⑥孟子所养之“气”，可以理解为现代语言中的气韵、气质。章学诚说：“才出于气。”⑦意即是说，学者的涵养、气质是形成才具的重要因素。
章学诚在论述“才出于气”的同时，又说“炼识以成其才”。可见，在他看来，史家之“识”是史家之“才”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不具备史识者，亦不能成就史才。没有识鉴，就谈不上裁断史料和驾驭文字。能鉴识是非方能决择去取。鉴识是裁断史料的必要前提，琢句炼字的才能也以鉴识为根基。他主张史家传其人者当文如其人，述其事者当文如其事，如无识鉴之明，便不可能使文如其人其事。而史识又不等同于史才，只有经过熔炼升华，史识方能孕育出史才。
章学诚认为，陶冶史才的第三个要素是“学”的“功力”，即“记诵”。在他看来，“学”与“记诵”是有区别的。“记诵”仅仅是“学”的“功力”，“专于记诵而言学”是世儒的陋习，而“记诵”这种“功力”却是史家修养才具的要素之一。在谈到“才识”与“记诵”的关系时，他说：“才识类火日之外景，记诵类金水之内景。故才识可以资益于人，而记诵能受于人，不能授之于人也。然记诵可以生才识，而才识不能生记诵。”⑧就是说，史家的才识可从学的功力中获取。
综上所述，章学诚认为，史家的才，由史家养气、炼识、积学而成。
对于史家的才在史家著述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阐述了两个主要方面。
其一，驾驭文字，运用史料。章学诚认为，“史家文字，原不责其尽出于己”，应该言而有征，否则将不能取信于后世。史家征引前人的文字融入自己的文章，要求史家的“学足该之，才足运之，而识足断之尔”。⑨征引他人之文，对于一家史学而言，即为史料。所谓“才足运之”，即史家的才能足以使他得心应手地运用史料。可见了他认为史家的“才”是驾驭史料的基本功力。章学诚对“才”的这一层认识，与刘知几笔下“思兼匠石、巧若公输”的“才”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又不尽相同。进一层，章学诚认为“辞章存乎才”，“辞章主于才”。⑩就是说，史书的文笔优美与否，取决于史家才能的高下。对于史书的文彩，章学诚有一个辨证的观点。一方面，他认为史书所载之事“必藉文而传”，所以“良史莫不工文”。“史之赖于文也，犹衣之需乎彩，食之需乎味也”。（11）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内不本于学问，外不关于世教”的文章“已失为文之质”。（12）“古人不以文辞相矜私，史文又不可以凭虚而别构”。（13）他强调“立言之要，在于有物”，不可如“锦工绣女之夸彩色”。（14）如果“伪乱真而文胜质”，那么“史学不亡而亡”。（15）他不赞成“文繁事晦”的史书，由此引申到不赞成“文人修史”。他所积极主张的是“文生于质”，“因乎人者，人万变而文亦万变也；因乎事者，事不变而文亦不变也”。（16）用现在的文章理论来解释，就是要求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史家能否达到这种高度统一，关键在于“才”。他认为“非才无以善其文”，如果偏执一端，仅仅视“辞彩以为才”，那则不是良史之才。
其二，与“史识”共同构成“知来”史学的神髓。章学诚将史学划分为撰述和记注两大宗门。“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17）他所说的知来史学，是能体现一家之言，能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能开发前蕴、昭示未来的史学。史家的著述能否达到“神而知来”的境界，仰赖于史家的“才”和“识”。他曾说：“神以知来，学者之才识是也。”（18）这是史家之才在史家著述中的更高层次的功用。很显然，史家如果不具备史才，则不可能成就圆而神的知来之史学。史“才”的这一层功用，是刘知几尚未论及的。正如刘知几不曾论及史才的修养因素，章学诚却以养气、炼识、积学三个方面作了深刻而精辟的阐述一样。
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比刘知几深刻而丰富，这是时代的必然。但刘知几而后，千载一人，则是章学诚的不朽之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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