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识
章学诚认为，史家的“识”是鉴别史料、剖断史义的能力。史家对史料进行鉴别裁断，是史识的表现，但不是史识的全部表现。史识的更高层次的功用在于剖断史义。他说“非识无以断其义”，如果仅仅将击断史料看作史识，那还不是良史之识。良史之识应能“识古人之大体”，成就神而知来的一家之言。
关于史识的形成，章学诚从三个方面作了论述。其一，“识生于心”。（32）“悟性达而为识”。（33）“识”属于人的内在修养，是发于主观而形之于客观的鉴别、识断能力。其二，“记诵可以生才识”。记诵本是积学之功，在成学的同时，也养了才和识。其三，“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34）史德即史家著书的心术。在章学诚看来，史家必须有端正的心术，才可能有良好的史识。心术不端的人根本不可能对历史作出公正的评价，所以他强调“心不平者不可与论古也”。
对于史识在史家著述过程中的作用，章学诚作了如下四方面的阐述。一、断文字。史家征引前人或他人的文字，必须凭借自己的识断。他曾形象地比喻说：“文辞，犹三军也；志识，犹将帅也。”（35）这是史识在史家驾驭文字方面的功用。二、“炼识以成其才”。前面已经说过，章学诚认为史家“才”的源泉之一是“识”。才与识的辨证关系是刘知几所不曾论及的，章学诚则揭示了炼识可以成才的内在规律。三、持世。所谓持世，意即在学术风气的偏、弊面前能明辨学术风气的是非得失，卓然自立而不随波逐流。他慨叹在学术风会面前，“好学而无真识者，鲜不从风而靡”。（36）认为，“学问文章、聪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识也”。（37）主张深识之士在风会面前当“黯然无言”，自勒名山之业，将俟识者发之，而“不与容悦之流较甘苦”。（38）这是史识对史家处世立身的功用。四、剖断史学义理。章学诚认为，“史所贵者义也”，史学主于义理，是著述之立德者。那么，凭什么体现史家的“义理”呢？章学诚的观点是“义理主于识”。（39）“非识无以断其义”（40），史学的义理，是史学所以知来之神。“神以知来，学者之才识是也”。（41）史家凭识以明是非，而明是非是史家对史料进行决择去取的主观前提，是别识心裁的具体表现，是成就知来之学的先决条件。章学诚常把史家的识叫作“专门别识”或“别识心裁”。他最推重的“家学”就是以“别识心裁”为灵魂的史学。他在史学批评中一再强调的“古人家法”，其核心也是“别识心裁”，是史家的鉴识和独到的裁断，即史家“独断于一心”的能力。他认为“神以知来”的史学是最高层次的史学，史学的知来之神就是史识。史识对于史家修史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他本人的史学实践也是以体现史家的别识心裁为准则的。在《毫州志人物表例议》（下）的序文中说：“夫志者，志也。人物列传，必取别识心裁，法《春秋》之谨严，含诗人之比兴，离合取舍，将成其家言。”
刘知几的“史识”指鉴别、判断史料的识见，且兼含后人所谓“史德”的内容，在唐代是伟大的创见。章学诚分析了史识的内涵、史识的修养要领和史识在史家著述过程中所起的画龙点睛的作用。难怪他高自期许，“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12）
四、德
章学诚认为，古人所论的史家才、学、识三长，“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就是因为才、学、识得之不易。然而，他认为既便是具备了才、学、识，仍不足以配称良史；刘知几“记诵之间，知所决择，以成文理”的“识”，是“文士之识，非史识也”。文士之识是文章家镕裁篇章的鉴识，文士之识用于史学是不够的。他提出自己的见解：“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史德是著书人的心术。欲为良史，先作有德之人。若是“素行为人所羞”，文章自然也就不足取重了。他举出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阴恶，“读其书，先不信其人”。他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史家的心术不至于象魏收、沈约那样为患之大，而往往是“有君子之心”，却不能达到纯粹完美的境界。因而，他倡言：“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他认为，一般的史家均能做到“是尧舜而非桀纣”，“崇王道而斥霸功”，“善善恶恶，褒正嫉邪”。但必须进一步考虑史家的心术，因为史学是客观历史在史家主观意识中的反映，并由史家行之于文。史家的主观意识与客观史实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不是“善善恶恶”的“区区之明”所能洞悉的。这就是章学诚说的“天与人参，其端甚微，非是区区之明所可悖也”。（43）
为了正确理解章学诚“天与人参”的命题，有必要了解一下他的天道观。他曾说：“夫天，浑然而无名者也，三垣，七曜，二十八宿，一十二次，三百六十五度，黄道，赤道，历家强名之以纪数尔。”（44）可见，他心目中的天是客观自然界。他所说的“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其中的“天”，指客观历史事实；其中的“人”指史家。“天人之际”指客观史实与史家主观意识之间的微妙关系。所谓“天与人参”，指史家修史是客观史实的再现，而这个“再现”过程中已“参”入了史家的主观识见。司马迁著《史记》“欲究天人之际”，是通过分析历史事实探究人类生活与天道、自然的内在联系。章学诚研究的重点不是历史事实本身，而是史学，是史家和历史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司马迁倡言通过研究历史考察人与天的关系，这是中国历史哲学的一大创举。章学诚辨析史家与史实的关系，则是中国史学理论的一大创举。
章学诚认为，史家的心术应该是正确处理史家主观与客观历史的关系，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真相，而尽量不加之以主观。这就是史德。在世界史学史上，以“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而著称的是德国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朗克，他认为写历史必须“如其实在所发生的情形一样”。他在《罗曼与日尔曼各族史》一书的序言中说：“人们一向认为历史学的职能在于借鉴往史，用以教育当代，嘉惠未来。本书并不企求达到如此崇高的目的，它只不过是要弄清历史事实发生的真相，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写历史罢了。”然而，遗憾的是，朗克并未能摆脱他的主观思想对客观史实的影响。他认为：“在全部的历史进程中，‘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是到处显现的。历史上的每一件大事都证明是‘上帝’的意志，每一个关键的时刻都证明有‘上帝’在主宰一切……”朗克的史学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客观”。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俾耳德讽刺客观主义史学实际上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高尚的梦想”。（45）相比之下，章学诚的“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真正深入地揭示了史家主观与史实客观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且真正提出了科学的、而不是梦想的处理史家主观与史实客观矛盾的“史德”。
章学诚认识到，“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也就是说，史学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是由历史事实所体现的，而史学的外在形式史书，却不能不依赖于史家的劳动。史学之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史家如“有阴阳之患”，史文便“忤于大道之公”。章学诚认识到“文非气不立”，“文非情不得”。在活生生的历史事实面前，史家往往“因事生感”，使情与气默运潜移，“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积而情深本是文章之上品，但史文之中，既有客观史实，也有史家的主观思想。他呼吁“载笔之任，自宜心术端淳”。（46）史家立言当出于公心，合于自然之道。史家之文是“虚器”，揭示历史之“道”乃是史学的“实指”。“识言公之旨，庶得于道妙”；“不知言公之旨，而欲自私自利，以为功大道隐，而心术不可复问矣”。（47）由此推及“道”与“学”的关系，章学诚认为道公而学私，“君子学以致其道，以达于天也”。天是“中正平直，本于自然之公者也”。（48）史学“致其道”、“达于天”的宗旨，当是客观地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科学地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行道而有得于心”，即为史德。
正如刘知几提出史才三长而未能系统论述三长一样，章学诚提出了史德，阐述了史德的内涵，而对于史德的修养方式和在史家著述过程中的作用，则未能作进一层的辨析。对于章学诚有关史德的形成的论述，有稽可查的资料不多，但他提出了“心术贵于养”的论断。（49）至于史德对于史家学术的作用，章学诚认为道德是学问的根本，“道德不修，学问无以自立”，（50）“心不平者不可与论古”。
在中国史学史上，秉笔著述的史家们，或自觉地端正心术，或不自觉地体现了心术，每一位史家都有其相应的史德，每十位史家的史德都制约着他的史学撰述，并且在他的史学中表现出来。自有史学以来，论量史家心术者代不乏人。班固评论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及“先黄老而后六经”、“退处士以进奸雄”，就是评说司马迁的心术，亦即史德。刘知几强调“善恶必书”，是从理论上对史家心术的阐发。胡应麟提出的“公心”和“直笔”，是对史家心术的进一步探讨和发挥。章学诚集前人的思想而发展成深刻、明朗的史德理论，为中国史学思想发展史又建立起一座丰碑。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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