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
章学诚关于治学的理论相当丰富，《文史通义》中有《原学》三篇，此外与友朋的书札中多有论学的专篇。他有感于学而不思或思而不学的学风流弊，阐述了以学行合一、学以明道为核心的治学理论。本文不可能也不必要涉及他的全部的治学理论，下面所讨论的“学”，是作为史家的必要修养而与才、识、德相提并论的“学”。
章学诚曾说：“学也者，效法之谓也；道也者，成象之谓也。夫子曰：‘下学而上达。’盖言学于形下之器，而达于形上之道也。”（19）“形下之器”与“形上之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命题。形而下者，指有形的、具体的；器指客观存在的事物。形而上者，指无形的，抽象的；道指物质世界发展变化的必然规律。学于客观自然，而得到规律性的知识，这是章学诚心目中的“学”。他又说：“学也者，凝心以养气，炼识以成其才者也。”（20）可见他认为史家养气、炼识都是“学”的内容。从而可以说明他认为气、识、才当由学而养。以明道为宗旨，以养气、炼识、成才为内容的积学功夫是章学诚所论述的史家之“学”的要义。
对于史家的“学”，章学诚有如下几层见解。首先，不明义理的“诵读”不是完备的学。他认为“记诵”是学的功力，“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速成，必须从功力入手，但如果“指功力以谓学”，则如同“指秫黍以谓酒”。（21）记诵是“学问之舟车”，以记诵为学不是良史之学。记诵止足以用于“记注”一门的史学，可以达到“知以藏往”的目的，而不能达到“神而知来”的境界。诵谈与思相结合，方可成就完备的学问。他说“思亦学者之事”，并引宋代学者程颐的话说：“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22）在他看来，学者的“思”是下学而上达、即器以明道的必要条件。
其次，章学诚不赞成空谈性天的所谓学问。他认为“义理不可空言”，必须“博学以实之”。（23）从朴素唯物论的道器关系出发，他将空谈性天视作“离器而言道”。道与器本来如影随形，器既不存，道也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他强调“实学求是，与空谈性天不同科也”。其三，在博与约的关系上，章学诚主张博学约守，强调“学必有所专”。“学贵博而能约”。他认为“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亦未有不约而能博者”，“未有不专而可成学者也”。学者之博，在于功力；学者之约，在于性情。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不可称作学问。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博而不杂，约而不陋，这样才能使学术醇固。“而于守先待后之道，如或将见之矣”。（24）章学诚博学约守的理论不是专为史学而发，但必然适用于史家。
其四，章学诚揭示了学问与道德的关系。他认为“不仁不智，不足以言学”。（25）他把道德看作学问的根本，“道德不修，学问无以自立，根本蹶而枝叶萎”。（26）
可见，章学诚将史家的道德视作史家学问的根本，将心得、义理看作学问的灵魂。以博学约守为原则，以明道为宗旨。如此，史家的学问不再是僵死的记诵，不仅仅是藏往的典故而已。
关于“学”在史家著述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章学诚作了如下几方面的阐述。
一方面，学问是史家“立言之主”。因为“立言之要，在于有物”，史家如无实学，则失之于游谈无根。刘知几说，既便是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能成其宫室。章学诚说史以义为贵，“而所具者，事也。”所谓“事”，源于史家之学。也就是说，史书的基本内容由史家的学问作统帅。他说史家的文字不必尽出于己，但史家的学问必须能囊括并融汇所征引的文字，所以，他说“征实存乎学”。（27）史书的征实，实际是史家的考订。他反对不求义理的考订，他也反对不具考订的义理。联系他对“文繁事晦”的史书的批评，可以想见他对史家考订的推重。论及史家的考订，他认为“考订主于学”。（28）史义凭史事以明，论及史事，他说“非学无以练其事”。（29）史家对史料的积累就是“学”。史家“记性积而成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学无术之士无论有多么出众的才识也做不出史书来。“学”又是史家考辨史料真的伪根基。博学而多闻，方能去伪而存真。练事即是对史料的决择去取。只有富赡于学，才可能在筛选史料时得心应手，驾轻就熟，以成就一家之学。章学诚说史家“所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渺乎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30）这就是章学诚的练事之功。
再者，史家的“学”还包括“凝心以养气，炼识而成其才”的内容。关于文章家的浩然之气和历史学家的别识心裁，章学诚曾经强调过先天的禀赋。同时，他认识到“凝心以养气，炼识而成其才”也是“学”中之事。他科学地揭示出才、气、学、识四种修养之间的内在联系。“养气”有待于“凝心”，“成才”有待于“炼识”；而“凝心”与“炼识”均是“学”中之事。由此可见，章学诚认为“学”是“才”、“识”的基本出发点。
刘知几将史家的“学”比作建筑宫室的楩柟斧斤，主要指史家对史料的占有。章学诚则系统地论述了“学”的特点和功用。章学诚比刘知几的理论深刻。刘知几论述了“学”与“才”在史家的创造性劳动中的辨证关系，章学诚则辨析了“学”与“才”和“识”的内在联系。刘知几从史料的角度揭示了“学”的功用，章学诚则从明道、知来的经世致用的角度揭示了“学”的功用。他曾说：“君子学以致其道，道者，自然而已。”他还说：“好学敏求，心知其意，神明变化，开发前蕴，此知来之学也。”（3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