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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时代的中国和西欧，农业劳动者主要是农民，小农生产是当时基本的经济成分。从经济上考察，这些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富裕程度，受剥削状况，随时代、地区不同而不同，但本质上是相同的。他们都占有小块土地，大体上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劳动，男耕女织，生产出的产品除上交租、税外，余留下来的便供应全家生活所需，剩余产品很少，对外交换非常有限，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当时农民更重要的差别是在其身分上，即因其法律地位、政治权利不同，形成若干不同的等级。西欧封建农民有不少是农奴，此外还有各种依附者，以及自由农民。中国封建农民有许多是国家控制的自耕农，此外还有部曲、佃客等。从身分上看，中国农民与西欧农民有何相同与不同，能否作一种比较，对理解封建社会的结构至关重要。
确定人的身分主要涉及各个国家的法律与习惯，而封建时代中国和西欧的法律体系是很不相同的。中国封建时代身分最大的区分是良贱之别。良民具有法律上的平等身分，受国家法律保护，而贱民则地位低于良民，不得考试做官，不能与良民通婚，更重要的是他们与良民之间的伤害罪适用不同的处分规定，良犯贱，其处分较良民相犯为轻，贱犯良，其处分则较良民相犯为重。（11）西欧身分的基本区别是自由与不自由，沿袭了罗马法的原则。即自由人享有一切应享有的权利，而不自由人则无任何这种权利，不受国家法律保护，由主人处置。表面上看来，这两种身分法是很不相同的，但如仔细考察，则中、西封建农民的身分有许多可比之处。
人奴役人是从上古时代开始的，最早的被奴役者大都是异族俘虏，没有被杀被吃而陷身为奴。奴隶是普遍存在的最早被奴役者的身分，他们被当作主人的财产，等同于物件或牲畜，其劳动、肢体以至生命受主人处分。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大都是一样的。
古代的奴隶制因过时而灭亡了，可是有关奴役的法律概念却保留下来，在封建社会中仍然起着作用。西欧的不自由人、中国的贱民，其身分的实际内容都沿袭自奴隶，有许多相同之处。当然它们也都和封建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经历了若干变化。但其本质的相同则使二者仍然可以比较。
西欧封建社会身分最低的劳动者是农奴。农奴这个词直接就沿用了奴隶（servus）的称呼，法律解释上几乎把他们等同于奴隶。农奴人身属于主人，以至直接被当做主人的牲畜，可由主人买卖转让。农奴财产名义上也属于主人，其妻和子女也属主人所有，世代为奴。所不同于奴隶的就是主人不得毁伤其肢体，危及其生命，所以一般说来他是人身属于主人之人，而不是人身属于主人之物。所以如此，因为农奴并非全属古代奴隶的后裔，而是在封建化过程中几种身分不同的人重新组合而成，相应的习惯，法律观念等也起了变化。（12）
中国的奴婢身分即为奴隶。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有奴婢存在，有时其数目相当可观。《唐律疏义》明确说：“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同于资财”。（13）他身系于主，由主处分，无婚姻自由，其子女也永远为主人之奴婢。但其人身受国家保护，主人不得擅杀。（14）不过绝大部分的中国史学家都把奴婢当做古代奴隶制的残余看待，而不视为封建社会的一种劳动者身分。
中国封建社会另外一种贱民是部曲，他们最先本是投附主人用作战斗的私兵，后来身分日渐降低，北周起法律上确定其为贱口。唐律中往往奴婢部曲同列，而不同于良人。《唐律疏义》释文中说得很清楚：部曲“自幼无归，投身衣饭，主奴畜之，随主属贯，又别无户籍”。即部曲是由良人堕落而成贱民身分的，依附于主人。但他和奴隶不同，“部曲不同资财”，即不是属于主人之物。“良人部曲，合有资财”（15），即他有独立经济，受到国家法律承认。所以部曲和英国的维兰、法国的塞尔夫十分相似，可说是典型的农奴。部曲制主要流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他们虽用于生产，但在封建经济中所占比例很小，人数不多。西欧的农奴近来也认为在人数比例上不占多数，当然还是要比中国的部曲为多。
封建时代中国另外一种重要依附农民是客。客在东汉三国时已经出现，大约是因贫困而依附于主人的劳动者。晋代有品官占田荫客制，正式承认官僚贵族可以荫庇佃客。可是客仍被视为编户，即身分为良人。到隋唐直至宋代，律令中取消了荫客、给客制度，并且不断采取法律手段，把豪强荫庇的客户收归国家管理。隋高颖立“输籍之法”，使大量浮客自为编户。唐中叶实行两税法，更规定“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说明国家法律一直认为客是良人。
可是地方习惯中，客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随着时间、地点不同，客有多种多样，其身分也存在差别。大体说来，他们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1.“客皆注家籍”，即没有独立户籍，附籍于主人。甚至宋代虽把客户编入户籍，但州县中仍把客户附于主户名目之下。（16）
2.客对主人有人身依附关系，有时还很强烈。两晋南朝时期，田客可赏赐，在合法限额内占有及转让。隋代之后，虽国家法令取消荫客规定，但宋代仍有主人把佃客和土地一起买卖的习惯，这种客称“随田佃客”。
3.主人奴役客户不仅及其本身，在有些地方并及其家属。甚至客户寡妻的改嫁，以及子女婚姻，都要取得主人同意，交纳一定钱物，方许成亲。
4.客多由主人提供种子、耕牛、屋舍，为主人耕作。地租形态多采分种制，因此主人较为关心劳作的质量，往往派人监督指挥。
5.客的迁徙受到限制，不能随意离开。（17）
客是宋代农村中相当重要的劳动者，其身分问题引起长期的讨论。不少史家认为客户，或部分地区的客户身分是农奴，其根据主要是地方习惯的各种规定，尤其重视客无迁徙自由，不得随意离开的限制。（18）但国家法律始终视客为良人。按良贱区别来看，客仍然不同于奴婢及部曲。北宋初年客的法律地位较高，表现为地主打死佃客要同打死凡人一样治罪，1027年又规定客户每年收获完毕可以自由迁徙，不须取得主人的证明文书。所以客不是农奴，而是一种依附农民。
在中国和西欧的封建社会中，都存在一定数量的自由农民。由于经济体系、法律制度等的不同，双方的自由农民有许多差别。但并不妨碍我们把自由农民看作封建社会身分最高的农民，加以比较讨论。
中国封建时代的自由农民是国家编户，身分为良人，不依附于私家地主。北魏至唐的均田小农以及宋代的乡村中、下户等，应该属于这个等级。他们土地多少不等，有一些人甚至要佃种别人的土地，但其对自己土地的权利受到国家法律保护。他们负担国家的赋税徭役，应征服兵役。国家对这种农民登记户口，编入里甲，管理严格，不许自由迁徙。这类农民虽然身分是良人，但并不能把他们等同于近代的国家公民。因为中国封建社会中除了有良贱之别外，还有贵贱之别。贵贱之别的贱适用范围很广，意指非特权等级，即除了官僚贵族这一特权等级之外的其它等级。（19）他们在生活方式、婚丧仪式、法律待遇等方面，都受到礼俗和法律规定的限制，不能和特权等级平等，从而容易受特权等级的控制与剥削。
大量的自由的自耕农民存在，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特征。这和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中央集权的王朝有很大关系。而王朝的一些政策，也往往以维持这个农民阶级的存在为出发点。西欧封建各国王权衰微，封建割据，自由农民较为稀少。这些自由农民所耕种的土地，大都是封建领主的。所以西欧的自由农民并不构成王权的重要兵源与财源，和中国封建社会的景象很是不同。
中国历史的上述特征，曾被纳入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中，至今仍有人加以宣扬。其实它很难成立。根据唐律，即使均田农民所耕种的口分田，也是私田。（20）均田农民所纳租庸调，是国家赋税，而非地租，因此不存在什么租税合一的情况。至于国家对良人农民的户籍管理，完全是国家和臣民的关系，它是否可用生产关系上的超经济强制来理解，还是要进一步认真研究的。西欧封建社会，当其王权日益增大之后，也日渐对农民征收赋税，征发兵役，用法律管理他们，只是不如中国那么系统而已。（21）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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