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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封建社会，尤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必然要触及东方专制主义这一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不拟全面论述这一难题，只想指出一点，过去强调东方专制主义的特征是君权无限，特别是君权不受法律限制。但中国的君权明显是受限制的。下面拟在和西欧君权比较的基础上，阐述一下这个问题。
西欧封建社会的政权被称为封建君主制，王权较弱，不能和中国中央集权的皇权相比。但西欧王权的强弱也因时因地而不同。一些研究者认为西欧的君权有两种传统，一种是日耳曼传统，主张有限君权，君王的权力应受到法律限制；另一种是罗马传统，主张无限君权。（35）即以英国而言，如享利一世的加冕誓词，约翰所签署的大宪章等，都体现了王权受到限制的情况。但享利二世等君王在位时，独断专行地处理国务，颁行法令，一些史学家也认为当时是专制主义统治（36），后来的理查二世更认为他在法律之上，可随意制定或废除法律，国土是他的私产，臣民须服从他的统治。他宣称法律在我的口中，在我的胸中。但他对政事处置不当，终被贵族废黜。
中国的君权也有两种指导思想，儒家与法家。儒家学说中富有民主传统，所以总有限制君权的主张。孔子作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很具有批评精神。孟子提出民贵君轻说，而且明白指出贵族可以废黜国君，“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37）。董仲舒倡天人感应说，宣传君权神授，但同时他也把人君的行为是否符合天道作为对人君的一种限制。如果人君倒行逆施，那就要受到天的警告、谴责、以至报应，“伤败乃至”。他说：“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38）朱熹大力宣扬三纲五常，一向被贬斥为封建专制主义之极力鼓吹者，但朱熹仍有限制君权的言论，他反对皇帝独断，说“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盖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宰相），参之给（给事中）、舍（中书舍人），使之熟议，以求公议之所在，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严，命令详审……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39）他议论汉高祖、唐太宗之争天下皆出于私心，“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而且说后来的帝王莫不如此。（40）也还是有民主精神的。
法家一贯尊君卑臣，鼓吹专制主义，主张人君用法、术、势来控制臣下，使其俯首帖耳。“明君无为于上，群臣觫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才，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41）所以历代帝王都喜欢奉行法家之学，争取做一个专制统治者。也有不少儒者阿谀以求显，以儒入法。但儒家的思想仍是强大的，限制君权的思想仍然存在，而且不断发生作用，有人指出，汉儒的天与宋儒的理，都是约束君权的一种力量（42），是有道理的。
西方学者强调东方专制君主不受法律限制，是因为双方法律体系不同。西方传统之一是法律被认为具有很高的地位，国王低于法律，他的行为也必须遵守法律，受法律限制。中国则“法自君出”，君权高于法律，其行为不受法律限制。但如仔细分析，情况也并不如此截然相反。
西欧的王在法下之说，可追溯自原始社会。原始社会没有法律，只有一些习惯、禁忌，不少带宗教迷信色彩，人人都应遵守，进入阶级社会后，习惯转化而成法律，但沿袭下来的认识则是法律具有很大权威，法先于王，法高于王，国王应当遵守法律。13世纪英国著名法学家勃拉克顿说，王不在任何人之下，但在法律和上帝之下，法律造就了国王，故国王应遵守法律，没有法律治理的地方也就没有国王。（43）但国王究竟遵守不遵守这一原则，还要看实际情况和力量对比。当约翰王签署大宪章的时候，这一原则显然很起作用。可是后来爱德华一世时，王权强化，进行许多立法活动，被称为英国的查士丁尼，甚至当时就有人认为王在法律之上。（44）前引理查二世的言行也更是如此。不过总的说来，西欧封建诸国去古未远，原始传统残留较多。王权衰弱，教会与贵族时与之抗衡，所以王在法下的情况较为明显。
中国的法律体系与西欧不同。一般认为法自君出，皇帝可以颁布、修改、废止法律，也可以不遵守法律。所以没有出现王在法下的理论。其实，如果追寻中国法律的源头，一样可以溯到原始社会的习惯。不过中国的习惯在发展过程中大都与后来的法分离而变成礼，对礼强调自觉遵守，违反了被讥之为非礼，但不强调制裁。礼法分离，降低了法律的地位。它为人君所制定，就后于王，也低于王，单纯成为人君的统治工具，失却其神圣性质，这可谓中国法律发展史中的一大挫折。（45）如果我们今天把礼法结合起来考察，就会发现中国古代对礼十分重视，以为它是圣人所制造、所创造，所有的人包括君主对它都应遵守，不得违背。这正是王在法下原则在中国的曲折表现。
随着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法律在中国也发展成庞大的体系，地位越来越重要。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会提出君主要不要遵守法律的问题。因为如果皇帝本人不遵守法律（无论是祖宗成法或他自己制定的法），随意处刑，法律本身就会十分难于执行，不利于巩固统治，所以有见识的统治阶级也会反对这种倾向。汉代要求皇帝遵守法律的言论行动不少。西汉张释之为廷尉，对汉文帝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并且起来几次纠正文帝不遵守法律，随意处刑的行为，都取得了胜利。（46）唐代这方面的例子更多。唐太宗自己就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并要求臣下敢起来反对他临朝决断“有乖于律令者”（47）。唐高宗时，有人伐昭陵柏，高宗命杀之。狄仁杰以为这不合法而不奉诏。高宗说这人虽然法不当死，但须法外杀之。狄仁杰反对，以为“法既无恒，万方何所措其手足”。迫使高宗收回命令。（48）
所以，中国历史上也存在着皇帝应遵守法律的意见与事实。法律对皇权也有一定约束力，只是不如西欧那样强烈而已。
中国的君权还受到官僚制度的限制，而这是西欧封建君权所不会受到的。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发达的官僚制度。官僚制度的运行，目的在于使统治长治久安。随着统治阶级经验的积累，他们会越来越认识到，放任君主独裁专断，处理事情会出差错，危害统治，所以逐渐建立制度，限制君主的独裁权力。
对君权限制最明显的制度是所谓封驳制。皇帝行使权力，处理公务，要颁行诏书。诏书正确与否至关重要。如果诏书只反映皇帝个人意志，可能会因认识片面或个人品性因素而发生差错。魏晋南北朝时，逐渐形成制度，皇帝下诏书时，先与宰相商议，交中书省起草，然后交门下省审署，门下省有权对诏书内容提出异议，请皇帝考虑修改或取消这一决定。唐代这一制度固定化，宋代更为完备，在限制皇权上起了作用。有人根据这一发展趋势指出，中国封建专制君主的权力，不是越来越加强，而是越来越削弱。这个结论值得认真研究。（49）
正如西方的专制王权既非绝对的也非无限的一样（50），中国的封建君权也受到各种限制。如何说明东方专制主义，仍然是史学界的一个紧迫任务。
（后记，本文为提交1990年夏于马德里举行的第17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论文。此次发表，只增加了一些注释。）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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