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鞍形的四十年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四十多年，马克思主义史学获得空前繁荣和发展，成绩巨大，道路曲折，前景光明，可分三个时期看：
第一个时期：蓬勃发展的17年。广大史学工作者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如饥如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社会发展史，参观从猿到人图片实物展览。部分史学工作者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了解农村土地关系，阶级关系，明确了到底谁养活谁这实质上属于唯物史观的问题。与此同时，有组织地开展了批判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许多历史问题进行了探讨，尤其是对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史、汉民族形成、封建土地制度及资本主义萌芽“五朵金花”的争鸣，活跃了史坛，锻炼并造就了新中国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的史学队伍。这期间，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一批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崭露头角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不仅在组织上起了领导作用，而且又以自己丰硕的科研成果，在全国史学界起了楷模作用。但在稍后一段时间里，在政治领域开展反右斗争，随之在经济领域掀起了大跃进，在文教学术领域里发动了“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何谓“白”旗，何谓“红”旗？人们实在难以辩明这二者色彩的界线，于是乎深入细致的科研工作，为大轰大嗡的“史学革命”所取代。“厚今薄古”、“以论代史”、“打破王朝体系”、“建立农民哲学体系”、“清官比贪官还可恶”、“只有反攻倒算，那有让步政策”等等口号充斥于报章杂志，甚至出现了由学生用“阶级观点”教育老师的事迹。其弊端，正如翦伯赞所指出的：“以论带史’的提法，意味着研究历史要从理论或概念出发，不从具体史实出发。……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在有一个时期似乎曾经成了一种风气。”“总起来说，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这几年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的缺点。”（29）
第二个时期：灾难深重的十年。“文革”期间，“四人帮”把史学捆绑在他们篡党夺权的战车上，成为了“影射史学”。他们公开宣称：“事实要为需要服务”，“搞历史就该七真三假”，于是乎，任意剪裁史实，神化几个人，鬼化几个人，用主观臆造的规律，“代替”客观的规律，一部本来丰富多彩的中国通史，篡改为儒法斗争史，奴隶暴动史，农民起义史，工人运动史，两条路线斗争史，他们不顺眼的人，就把他的名字连同史迹一概抹掉，似乎这个人物从未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充分暴露出“四人帮”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反动的实用主义。
第三个时期：从拨乱反正走向振兴繁荣的14年。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了恢复和发扬，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于解放人们的思想起了巨大的作用。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清算“影射史学”的过程中，逐步恢复了历史科学的尊严，迎来了开拓新领域，研究新问题，拿出新成果的振兴繁荣的局面。其特点是：（1）史学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了，既有宏观的课题：历史科学的功能、阶级性与科学性、历史前进的动力等问题的探讨；又有各类专题史的展开，如：经济史、商业史、农业史、手工业史、交通史、航海史、水利史、科技史、人口变迁史、港口开发史、都市经济史、学术史、文化史、出版史、宗教史、法制史、官制史、艺术史，尤其是地方志的全面展开，成绩斐然。（2）当代人修当代史的传统得到发扬，不仅民国史园地获得开垦，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得到广泛关注，《当代中国》丛书的编纂已卓有成效，陆续问世。（3）党的双百方针，得到进一步的贯彻，从古到今，众多历史人物和事件都有争议，甚至几种说法，这是一种可喜现象，通过争鸣，取长补短，相互切磋，真理愈辩愈明。（4）在史学研究方法上，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同时注意吸取当代自然科学新成就，采用计量方法，模拟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等等。尽管运用这些方法的利弊得失还有待进一步由实践来回答，但毕竟是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在史学正在走向振兴繁荣的时候，出现了“史学危机”的说法。这个问题有主客观的多种原因。根本问题还是围绕史学研究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展开的。
由于“四人帮”搞“影射史学”，以假乱真，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使一部分史学工作者产生逆反心理，提出还是“回到乾嘉去”，醉心于耙梳史料，作烦琐考据，重弹“让史料说话”的老调。另外也有些人，在研究的领域、课题，手段都比较陈旧，缺乏开拓创新精神，产生了发文难，出书难的问题（这里固然也有出版部门过分讲究经济效益的问题）。毋庸讳言，近几年来，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不管用了，于是搬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或者生搬硬套科学技术方面的“老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于史学研究，出了书，发了文章，还拍成了电视片。这一股思潮，值得注意。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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