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史料说话”，如果指的是通过充分的事实材料说明问题，这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历史科学是一门具体科学，必需运用大量的经过鉴别的，因而是翔实的史料，作出史实的陈述。马克思主义者非常重视史料，“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30），“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31）马克思写《资本论》，列宁撰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充分运用史料的典范。“让史料说话”，如果指的是拒绝马克思主义作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搞“客观”、“公正”的研究，这就大错特错了。史料是历史上形成的，是人类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活动中留下的遗迹或记录，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让史料说话”，就是让地主阶级说诬蔑农民的话，说自我美化的话。对于史料，“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32），“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找出规律来。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33）
用新三论、老三论取代唯物史观问题。首先，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封闭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34）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就是吸取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进化论。往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交叉、融合，成为科学发展的大趋势。列宁早就指出：“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在二十世纪，这个潮流是同样强大，甚至可以说更加强大了。”（35）因此，消化、吸收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是十分必要的，如采用电子技术搜集整理和统计分析史料。社会经济规律具有数学形式，应用电子计算机、数学模型于经济、人口、城市交通、企业管理、政治、法律、历史、考古、艺术创作，用数学的方法来描述和分析，达到精确、严密、迅速。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互为前提，互相转化，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数据，只有掌握数据、分析数据，作出定性定量的研究，才能比较准确地反映社会现象的数量关系和复杂结构，从而使社会历史研究更加科学化。
其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则必须坚持，在这个大前提下吸收应用自然科学新鲜的方法手段，则是有益的。如果丢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生搬硬套西方史学新潮或直接搬用某些自然科学乃至工程技术方面的原理，容易走到斜道上去。因为物质运动的五种形式，即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社会的。其中前四种属于自然科学范畴，并各有自身特点，与社会的物质运动更有差异。有人搬用“控制论”于史学研究，得出中国为“超稳定”型社会结构，因此长期停滞不前，总是落后于西方。这就歪曲历史，自陷迷误。近几年来，随着对外开放，资产阶级史学思潮，滚滚而来，美国有新经济史或计量历史学派，新政治史学派，新社会史学派；日本有实证史学派、社会经济史学派，天皇史观派，新思潮则有大塚史学、丸山史学、大众社会论、生态史观、近代化论、民众思想史、数量经济史、社会史；拉丁美洲的史学流派有自由派、科学派、浪漫派、实证派、史学修正派，等等。（36）五花八门，真使人眼花缭乱。在这样的背景下，《河殇》便是资产阶级思潮的混血儿。据《河殇》总撰稿人介绍其作品的思想来源中，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有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的西方文化精髓，有当代西方著名学者和海外中国研究学者的思想，有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大师正宗，还是新人新论，我们都视为一家之言，融汇杂糅在一起，熔铸成我们所要呼喊的一个时代强音”。
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潮怎么能“融汇杂糅”呢？《河殇》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不过是虚幌一枪，实际上是搬运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思潮，不惜剪裁史实，甚至丑化中国长达五千年的文化传统。
其三，人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偏差和问题，不等于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存在的问题，二者不能混为一谈。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因为它完备、正确、科学，是人类智慧的最高结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唯物主义历史观，这是必要的，也是广大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但是试图以一种新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则是无稽之谈。迄今为止，没有一种新理论比唯物史观高明，就拿老三论、新三论所强调的立体研究，也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从未提出过的问题，列宁说过：“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需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37）这就是多层次、多线索、多因素、多功能的，从纵到横、从宏观到微观、从顺向到逆向的研究。
由此可见，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不断清除资产阶级史学思潮的侵蚀。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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