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晚年自称黎洲老人，生于公元1610年（明万历三十八年），卒于公元1695年（清康熙三十四年），浙江余姚县黄竹浦人，他是我国十七世纪著名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与顾炎武、王夫之齐名，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他一生“著书兼辆”，硕果累累，据今人考证多达一百一十二种，总卷数有一千三百卷，近二千万字。他在哲学、经学、史学、文学、天文历法诸方面都有精深造诣，在史学上的成就尤其显著，他创立的学案体史书《明儒学案》，颇受后人推崇，“穷源竟委，博采兼收”、“言行并颇”、“极有功于后学”。本文结合黄宗羲生活的时代背景，试图对其史学的渊源试作探讨，以求史界先达批评教正。
黄宗羲生活在“天崩地解”的十七世纪。这时，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以及城市市民的矛盾十分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很激烈。地主阶级中的某些阶层，不满于以皇帝为代表的大地主阶层的腐化、专横。为了维护自己阶层的利益，也为了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他们企图在政治上作某些改良，以求实行地主阶级的自救，为此他们通过自己阶层的政治代表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明末兴起的东林党就是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治团体。他们以讲学为名，抨击朝政，形成了一股清议思潮。他们主张反暴政、反宦官，这就引起了朝廷的阉党集团的憎恨，天启年间，掌握朝廷大权宦的官魏忠贤，对反对他们的东林党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魏忠贤利用他掌握的特务机构，派出缇骑，四出活动，掀起了迫害东林党人的恶浪，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就死于魏阉之手。1644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明朝灭亡，不久，崛起于东北的满人贵族很快入关，夺取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建立起统治全国的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民族矛盾急剧激化，成为主要矛盾。黄宗羲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目睹时艰，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端更加痛恨。这不能不引起他对历史的反思。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明清之际的思想领域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一股讲求实学的社会思潮。明万历以后，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日益走向空疏、贫乏、简陋的绝境，酿成了支配整个学界的空虚无物的学风，并进而成为官场作风和社会风气，它给整个社会造成的危害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明显，弃实清淡的学风则是它日趋腐朽的象征。正如顾炎武所批判的：“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面对国家残破，民不聊生的局势，士大夫中的优秀分子也都认真地检讨过去，勇敢地探索未来。他们发现，心学空谈是导致国弱民贫的重要原因。为了挽救日益衰敝的世道，救民于水火之中，必须用有用的“实学”来代替无用的空谈。他们认为，只有以“实”救“虚”，才能够实现以“强”救“弱”。而有用的“实学”正是他们寻找到的拯救危机的新武器。持有这种认识的人越来越多，这股新兴起的实学思潮，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思想史上体用兼备、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批评空谈心性，倡导实学，以期达到富国、富民、强兵的目的。这股思潮绝不是个别思想家的主张，而是遍及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经学、史学、文学、自然科学等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也正是在这股实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史学，也兴旺发达起来，私人撰修的明代史著作出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的繁荣局面，涌现出了象王世贞、焦雄、郑晓、朱国桢、沈德符、谈迁、吴应箕、查继佐、张岱、顾炎武等一大批成就卓著的史学家。一时史家辈出，著述如林，与明中叶时心学一花独放的局面适成鲜明对比。当时的东林党人，便都是非常重视史学的。他们之中，许多人都倡导“经世实学”。有的人本身就是关心时事、力图救世的史学家。他们继承了传统的思想，很注意“正人伦、叙纲常”，纠正士人风气，企图在整顿封建等级秩序和伦理思想中挽救明封建王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封建君主的身上。如东林党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的赵南星就说：“惟在至尊一念转移，太平可立见，不者，十周公何能为也；”（赵南星《味蘖斋文集》卷四《答孙文融》）范景文也说：“圣政日新，则百度改观”。（《范文忠公文集》卷五尺牍《与周》）在这些史学家的著作中，颇注意对君主行为、心术的记述和评论，把这一点提到史学最重要的位置。史学家赵南星写的《汉高祖》、《唐太宗》等史论，复社人物、著名史学家吴应箕在自己的著作中也有很多同类的史论，就都是明显的例子。东林党的史学家们对君子小人之辨也很注目。封建史学历来把褒与贬作为神圣任务之一，而所谓“彰善瘅恶，树之风声”（《文心雕龙·史传》），“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韩愈语），就是要通过对死人的褒贬来整顿活人的伦理道德的，明代后期，这种“裁量人物”的史学风气比任何时代都盛行，主要便是由于朝廷上党同伐异，社会上结党成风，彼此如同水火，也是由于史学家心目中有这样一个传统观念即政治的清明与否取决于人臣的奸贤。如吴应箕在《两朝剥复录》一开始就说：“先叙降削，后叙升用。凡言降削者多与珰忤，升用者皆附珰者”。（《两朝剥复录》凡例）便很明显是这种观念的产物，象吴应箕这类史书在当时数量很多，几乎不可胜数。这些史学见解其实都是政治见解在史学家头脑中的反映。东林党人注重史学，这是他们要求经世致用，实行政治改良的需要，因而也就成了明末实学思潮中的一股激流，继东林党而起的复社也又继承了东林党人重视史学的传统，而这种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则流行了一个多世纪，黄宗羲生当十七世纪，从小就耳闻目睹东林党人的事迹，他的史学也就有继承东林党人注重史学的方面。所以，他的史学便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的特点。黄宗羲史学受到了十七世纪实学思潮的影响，也可以说他的史学是十七世纪实学思潮的必然产物。这是研究黄宗羲史学必须顾及到的一个重要方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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