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史学与读书的关系来看。史学与读书关系密切，所以史学家主张多读书。黄宗羲作为一个杰出史学家，他是非常重视多读书的。明代姚江学派末流，不读书而喜欢空谈，而王阳明却是泛滥经史，然后归宿于心。这说明王学开始时并非是空言心性，故为玄虚的。王阳明曾说：“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传习录》）又说：“易是庖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之史，礼乐是三代之史。”（同上）王阳明这样倡言五经皆史之论，可见王氏之学与史学也是相通的。黄宗羲继承了王阳明重视事功之学的传统，因而他倡导要多读书，并求之于心，也就是读书要善于思考。其师刘宗周，也是重视读书的。他的学问也富有史学精神。黄宗羲说：“先师蕺山曰：“予一生读书，不无种种疑团，至此终不释然，不觉信书拈出，大抵于先儒注疏，无不一一牴牾者，诚自知获戾斯文，亦姑存此疑团，以俟后之君子。”（《陈乾初先生墓志铭》《黄梨洲文集》第169页）这种怀疑与存疑的精神，即是史学家的精神，黄宗羲治史善于怀疑，善于提出问题的特点，正是从其师那里继承下来的。可见，他的史学，继承了玉阳明、刘宗周的精神与传统，提倡读经史之书，最后归宿于史学，这是必然的趋势。
（2）、从史学与哲学的关系来看，史学与哲学有较密切的关系。哲学是关于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高层次学科。史学家生活在现实环境中，他不但要受现实生活实践的制约，也要受历史传统的影响。这当然包括受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黄宗羲在哲学上师承王阳明、刘宗周学说是无疑的，他的史学与王、刘哲学思想也是必然有一定联系的。王阳明在哲学上所提出的最重要命题就是“心即理”、“心外无理”，这与陆九渊所提出的“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这一命题是一脉相承的。因此，人们把陆、王的哲学统称为“心”。常用“扫物尊心”、“师心自用”一类话加以批判学，这是有道理的。王学确实具有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片面性，但是也应看到，在这种片面性的理论中，也包括着一定合理性的东西，不能完全抹杀。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王学对打破偶象崇拜，反对权威方面又具有一定进步作用。所谓王学中的合理性东西，就是他所提倡的“知行合一”思想。“知行合一”又特别重视“行”，重视“体究践履，实地用功”（《传习录》）。王阳明说：“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知者”（同上）。因此，他说他自己的为学之道“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同上）。这就可见王阳明也是主张事功与学问合一的。他重视践履，即亲自去做。而王学的后传却背离了王阳明重践履，强调事功的传统，片面地发展了王学中的消极成分，因而陷入了空谈，流为玄虚，成了不读书的无根之徒，黄宗羲是王学的嫡传，他对王阳明学说中的合理成分是了解得相当深透的，他痛恨王学末流都是不读书，不以六经为根抵的无根之徒。他面对十七世纪中期的严酷现实，对王学进行了改造，他用“行”字解释王阳明“致良知”中的“致”字，强调力行实际去做，这样他就继承了王阳明学说中重践履、强调事功的一面，反映在史学上，他强调经世应务，以史证经，“不为迂儒，必兼读史”。他的史学从王阳明那里继承了不少东西。刘宗周在哲学上提出了“慎独”这一命题。这一理论具有强调独立思考、躬行践履工夫的内容，黄宗羲正是继承了其师的这一学说，主张以“笃行”、“实践”为主，刘宗周的“慎独”学说对黄宗羲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有相当的影响。
黄宗羲的史学与他的同时代的学友们的启发也是分不开的。十七世纪中期，明清易代。在国破家亡之时，意在匡时救世的史学思想与方案纷纷问世。当时不仅史学家，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都对史学的重要性有所重视，提倡读史成了当时的一种风气：“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顾炎武《亭林文体》卷四《与人书八》）他们继承了明末形成的经世致用实学思潮，更加注重提倡实用效果明显的史学。当时史学家们的目光都一致注视着这样一个问题：明朝为什么会灭亡，这里有何经验教训？不少史学家均把思考的头脑放在明末政治上。他们看到了农民起义的直接背景是政治的混乱，而政治的混乱则是“朝臣植党而营私”，以致“守令贪残”，“大臣玩喝”、“武臣骄蹇”，有的史学家激烈抨击“朋党相角”（郑廉《预变纪略·自序》），指责党争使“上无恒心，下无适守，一贤一奸倏兴倏废，国是愈乱，人心愈摇”（王夫之《搔首问》），终于导致明亡；有的史学家尖锐地批判当时大臣不学无术，不切实用，空谈浮虚；也有的史学家就明末大臣的政治军事方略和生活习惯进攻击，眼光高远一点的史学家不仅对明末政治进行批判，进而还探寻明末社会问题的根源，这些史学家中，有不少与黄宗羲有过交往，他们对明末政治的批判，对他不无影响。如浙江的查继佐（逸远），与黄宗羲有过共同的抗清斗争经历，他就是很有名的史学家，他花很大精力著了一部纪传体的明代史《罪惟录》。在这部书中他就历数明代“外戚优逸”、“兵权过操”、“宦官无制”、“以叔父凌嫡”、“奉南官”、“易储”、“废后”等等各种过失，驳斥“论者谓（明代）超越前代五事”（见《罪惟录》卷一《帝纪总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册）黄宗羲生活在明清鼎革之际，对于当时史学家们提出的问题都是有所闻的。正是在与这些史学家们的交往过程中，他受到了启发。他也喊出了自己的口号：“欲免迂儒，必兼读史”（《清史稿·黄宗羲传》）在《弘光实录钞》一书中他慨叹“帝之不道，虽竖子小夫亦计曰而知其亡也！”（《黄宗羲全集》第2册第1页）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专制君主。他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是当时语言最激烈的，也打中了问题的要害。他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所体现出来的史学思想达到了我国十七世纪史学思想的较高水平。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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