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经本史末”、“经体史用”，并不是互相对立的，也不是说要经不要史，经史可以割裂，而是强调在经与史的相互关系中，经占着统治地位，史处于被支配地位，经先史后，有一个次序，不能前后颠倒，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因此，朱熹是反对只读《六经》，不看史书的片面做法的。据《朱子语类》记载：“浩曰赵书记云：自有见后，只是看《六经》、《语》、《孟》，其他史书杂学者皆不必看。……曰：如此，即不见古今成败，便是荆公之学。”他也反对司马光、吕祖谦主史学而忽视读经的作法，他说：“伯恭便不教人读《论语》，”（《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二）“先生（朱熹）曰：‘向见伯恭有何说？’曰：‘吕丈劝令看史。’曰：‘他此意便是不可晓。’”（同上）可见朱熹是主张在“先经后史”这个前提下，经经史结合起来。他还提出了读史的宗旨和方法，他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朱子语类》卷十一）
黄宗羲主张先读经后读史，以经为体，以史为用，但也同样主张经与史的结合。他对明代中后期王学末流不读书而空言心性的作法深恶痛绝，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他曾提出：“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又说：“世之讲学者，非墨守训沽之习，则高谈性命之理，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有其声而无宫角，宁当于琴瑟钟鼓之调乎？”（《南雷文约》卷二《兵部督捕右侍郎西山许先生墓志铭》）他对明后期姚江学派末流，柬书不观，游谈无根，空言心性的坏学风的批判可说是切中时弊，为了救正这种空疏学风，他特别强调读书，认为应该把经与史二者结合起来，这是对王学末流空疏无实学风的一大矫正，在经与史两者的关系方面，黄宗羲很明显地到了朱熹史学思想的影响。
第四、南宋功利之学的启发，黄宗羲史学与南宋功利之学也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全祖望对这个问题有过较明确的论述，他说：“公以濂洛之统，综合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壁，自来儒林所未有也。”（《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这段话道出了黄宗羲史学与南宋功利之学的关系。黄宗羲自己在《宋元学案》的《艮斋学案》、《水心学案》的案语中也对永嘉之学倍加赞扬。他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盖亦鉴一种闭眉合眼、朦瞳精神，自附道学者，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为几何等也。”（《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中华书局1987年新版）这里永嘉之学，是指薛季宣至叶适的一派为学主经制，讲事功的功利之学。此外，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虽然在学术上力图调和朱陆之争，但基本倾向于陆氏心学，其学以“中原文献之学”为主，又接受永嘉学派的思想，首创经世致用。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则与永嘉学派有共同倾向，他们都精研经史百家，典章制度，都要求“通其委曲，以求见诸事功”（同上），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命理，强调事功之学的重要，主张“盈宇宙者无非物”（《陈亮集·书经》）。认识事物提倡实地考察，“夫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叶适集·题姚令威西溪集》）。他们对前人的思想进行了评判，特别是永嘉学派的叶适，重功利之学，认为义不可离利，“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卷二三）。主张“通商惠王，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同上卷十九）的政策。又强调人的思想言论必须符合客观实际，不可“论事而违实”，应有的放矢，“弓矢从的，而的非从弓矢也”（《叶适集·终论七》）批判道家老子“尽遗万事而特言道”（《习学记言》卷十五）和庄子“事物之情遗落而不理”（《叶适集·进卷、庄子》）。指斥佛教“以坏灭为旨，行其道必亡”（《习学记言》卷四十三）。吕祖谦治学更重视对历史的研究和文献的整理，在史学上作出了很大贡献，黄宗羲对南宋功利之学多有赞颂之辞，这是与他自己的治史思想有密切关系的。他治学一向重经史，讲求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性命，这些都是与南宋功利之学相通的，这种共同的治学倾向，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南宋功利之学的启发和影响。
第五、其他因素的影响，还应看到，黄宗羲史学也受到了宋末元初其他学者的影响。比较明显的是南宋理学家、文献学家黄震的影响，黄宗羲治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广泛搜集文献资料，喜欢藏书。为了搜集编纂文献资料，他在南雷建立了“续抄堂”，意在“承东发之续”（全祖望《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东发，即黄震，著有《东发日钞》一百卷。对历代学说和人物皆有评议，学宗程朱，主张以《易》言理，则“日用常行，无往非易”（黄震《东发日钞·读易》），用变易的规律来解释“理”。反对道学家空谈虚实，认为“道”即是“日用常行之理”。其治学已带有综合各家之倾向。正是这一点对黄宗羲产生了影响。他建“续抄堂”，有接续《东发日钞》余绪的意思。此外，在社会历史观上，他表现出了具有循环论的影响。从《明夷待访录》题辞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受到了孟子及元末胡翰等人循环论历史观的深刻影响。
综上所论，可以看出黄宗羲的史学确是承受了前人多方面的史学遗产。他的史学不仅是十七世纪中国社会变动的必然产物，也是他善于吸收前人思想资料的必然结果。在血缘关系上，他的史学与他的家学，王阳明、刘宗周之学有最密切的关系。他的史学实发韧于王、刘所倡的心学。在经学与史学的关系方面，又受到了朱熹先经后史之说的深刻影响，而他所注重的“经世致用”治史思想又是继承了南宋功利之学和明末清初东林复社所倡的实学思想。在历史观方面，受孟子循环论历史观的影响比较深，正是在上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下，他的史学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多元化倾向，这与他善于读书、善于吸取各家所长也是有直接联系的。他穿穴群书，学问博大精深，思维方式具有开放性特点，因而也就多方面地继承了前人的史学遗产，使他的史学表现出了某些朱学的色彩，多少超出了王学的藩篱，具有试图和会朱王学术异同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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