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易代之际，黄宗羲不仅参加了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还参加了清初东南地区的抗清斗争。尤其在参加复社的活动中，他通过与复社同人的交往，也就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复社有一个勇于反虚务实的好传统。复社领袖张溥是明末著名的学者、文学家和民间政治活动家，在学术思想上，他主张尊经、治史，目的是为了“察古镜今”、“赞治资化”；他提倡“质访实用，不务虚文”，认为国家只有具备实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复社知名人士大多数都努力研究学问。例如黄道周编写了《博物典汇》；张溥删定了《历代名臣奏议》；陈子龙编辑了《明经世文编》；顾炎武编写了《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方以智编写了《通雅》等。这些人士一般都积极参加当时的政治斗争，黄宗羲差不多与他们都有交往。这些人士的学行人品与他的史学研究都有一定联系。他是复社人士中极为活跃的分子，崇祯十一年，他与一百四十二名复社成员联名写《留都防乱公揭》，驱逐阉党余蘖阮大铖。这些人中就有与他交往密切的史学家吴应箕，复社人士还注重砥砺民族气节，清兵进入江南地区后，大多数复社成员都坚贞不屈，其中一些人士，如陈子龙等都在抗清斗争中壮烈牺牲，对这些杰出人物，他是十分了解他们的底细的，为了纪念他们的事迹和功业，他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都为他们写了墓志铭和传记。其史学的经世致用倾向与这些人的思想也都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的。
再次，朱熹史学思想的影响。黄宗羲在哲学思想上虽然宗师王阳明、刘宗周，但他并不反对朱熹的理学。他自己就曾说：“诸儒大成，厥惟考亭，双峰定宇，焕如日星，四书辑释，成于仲宏，为世津梁，大全所凭”。（《南雷文定四集》卷三《国勋倪君墓志铭》）又说：“吾心之所是，证之朱子而合也，证之数百年来之儒者而亦合也。”（《南雷文案》卷一《恽仲升文集序》）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朱熹是很推崇的。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学术“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宋元学案》卷四十八《晦翁学案》）在哲学、经学、史学、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谐和独到的见解。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朱熹的理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凭藉。他的史学思想，也被后来的修史者奉为规矩或作为评价历史善恶的准绳，影响深远，黄宗羲对朱熹的史学是非常称赞的。他的一些言论都能从朱子那里找到渊源。
朱熹是一位大理学家，他认为客观的“天理”主宰世界，“理在气先”，先有理，后有气。“理”先验地存在着。那末，人们怎样认识“理”？朱熹认为：“理”不是从史事的本身中得到的，而是要求之于《六经》。虽然经史都可以读，但需要先求得“义理之要”，然后才能读史，才能议论事变得失，因为只有读经识“义理”，就象心有“明鉴”，才不会被史事所迷惑，朱熹说：“今人只为不曾读书，只是读得粗书，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朱子语类》卷十一）先读经明了“义理”，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心中有了一个权衡史事的标准，就不会被纷繁复杂的史事弄糊涂。他说：“盖史书闹热，经书冷淡，后生心志未定，少有不偏向外去看，亦当预防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答吕伯恭》）二是识得“义理”，心如明镜，就能辨别历史上一切善与恶的事件。这就是朱熹所提倡的“先经后史”说。
所谓“先经后史”说，包含着两层意思：
一层意思是经本史末，朱熹批评吕祖谦“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二）。因此，对“和而且治”没有仔细领会， 朱熹主张“以经为本，而后读史”，经与史相比较，经是本，史是末，先读经，明白了“义理”；然后再读史，用“义理”去考察古今治乱、典章制度，先本后末，这样不但符合一般自然规律，也合乎读史的规律，黄宗羲是重视读书的，讲到读什么书与读书的程序，他说，“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必兼读史，史学明而后不为迂儒”。（钱林、王藻所作黄宗羲传）经书与史书是他所提倡读的书，而必先读经书，再读史书，旁及于九流百家，他还强调：“学问必以六经为根抵。”（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他的读书方法与朱熹的先经后史读书法竟是多么如出一辙！
另一层意思是经体史用，治学要“先立大本”。“大本”，就是朱熹所说的“可据之地”，也就是立脚处或根本，读经是本，是“体”。读史考之于治乱、制度，是在“用处作功夫”，是“用”。因为“看经书与看史书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没紧要，可以札记问人，若是经书有疑，这个是切已病痛。”（《朱子语类》卷十一）朱熹把“史”看成是附着于“经”外的皮毛，是经之“用”。先经而立“义理”之体，然后考之于史事之用，也就是“《五经》言其理，《春秋》言其用”的意思，只有如此，才不致于发生谬误或无益于事，黄宗羲对经体史用这一关系也有论述。他说：“吾尝观古今学术不能无异同，然未有舍体而言用者，所谓体者理也，宋儒穷理之学，可谓密矣。”（《张母李夫人六十寿序》《黄梨洲文集》第506页）他在这里虽没有明说“史”是“用”，但说出了“理”是“体”，根据他一贯主张的先读经后读史的说法，不难看出，他是把经作为“体”，史作为“用”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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