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氏本意涉及学派之争，章氏所处之年代，有考据学派，章氏为鄙视考据学派，就指 其为目录学，自己的才是校雠学，即向歆之后的正宗。因而学诚反对的“目录学”，并 不是“校勘学”，而是考据学。正是由于主张校雠者把目录视为簿记，而主张目录者把 校雠视为校勘，并以此作为攻击对方的依据，双方的误解导致了校雠目录之争论不休。 正如朱一新所言：“世徒以审定文字为校雠，而校雠之途隘；以甲乙簿为目录，而目录 之学转为无用。”[4]实际上，如上所论，校雠学与目录学均得向歆之精奥，两者应是 同源异流，各有侧重，既不可相互替代，也不可相互排斥。因随着学科之不断扩大，古 代的校雠学与目录学都由狭义扩大到了广义，广义的校雠学包括了目录学，而广义的目 录学包括了校雠学。
其四，文献学在西汉就有校雠、目录两科，其后就有了校雠文献学与目录文献学两派 ，但两派并不是截然分离的，而是相互影响、交叉发展的。校雠文献学派初为校勘，后 扩大了包括部次条别、即类求书、考辨学术、因书究学，特别重视文献本身及其学术的 研究。目录文献学派初为钩玄提要、分类编目，后也以指导读书治学为己任，发展了文 献整理之法。只是到清代中叶，校雠文献学之中又出现新派且形成了对立，义例校雠一 派注重考辨学术，自称校雠学；考据学一派重言必有证，讲目录学。校雠目录之争实是 义例与考据之争。义例派批评考据学“近世为考据之学者，惟取一字之可通，往往上下 文且不统贯，如此读书，岂不陋哉？”[15]而考据学派批评义例派“经以明道，而求道 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 在其中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究其根源，有汉宋之争，汉儒重考据，宋儒 重义理。其实这两派同属一脉，各有长短。
三、校雠文献学派的分野
校雠文献学派自刘向之后，有以下分野。
版本校勘学：刘向校书之后，版本校勘形成专门之学。南北朝时校雠为汉学一部分， 北朝人重视。南朝颜之推认为校雠不易，主张“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勉 学》篇），据江南和河北两本来校正书籍文字，据《说文》以正形体，据《尔雅》以正 训诂，据韵书以正音读。宋景文欲求《前汉书》之善本，用十六种版本对校，岳珂刻《 九经》，用二十余种版本校勘。历代官家有校勘之专责，如唐初，令狐德棻、 魏征等有校勘又有目录，稍后有虞世南、颜之推之孙颜师古、崔行功等名儒校勘却无目 录，是为版本校勘学派。宋代已有用“校勘”代替“校雠”。吴缜《新唐书纠谬》自序 批修书之八失，第八条专论校勘，强调校勘者举校勘之职。至清，发展为专门的校勘学 。
会通校雠学：刘向之后，深得校雠之主旨、且将校雠发扬光大的首推南宋史学家郑樵 。郑樵志在“集天下之书为一书”，其《通志》200卷有二十略，《校雠略》、《艺文 略》、《图谱略》、《金石略》四略构成了他的文献学体系，集中反映了他的会通校雠 学思想。他第一次扩大校雠的范围，博采众长，全面总结校雠之法并将校雠上升到理论 ，阐述类例、学术与图书之关系，创立了“类例”论、“记百代之有无”论、“泛释无 义”论等。他对传统方法大胆批评否定，创立了校雠学的新方法：求书八法，创立十二 类的分类新体系。在《献皇帝书》中曾说“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 学，以讨论之所得者作《群书会记》，作《校雠备论》，作《书目正讹》。以图谱之所 得者作《图书志》，作《图谱有无记》，作《氏族源》。以亡书之所得者作《求书缺记 》，作《求书外记》，作《集古系时录》，作《集古系地录》”。可见其“会通”“批 判”与“创新”的精神。《校雠略》是我国校雠学的第一部理论著作。
义例校雠学：清全祖望三笺《困学经闻》，七校《水经注》，以十年之功续补黄宗羲 、黄百家父子的《宋元学案》，主张识大体、述源流，反对考据学。章学诚主张六经皆 史、道不离器，强调史学研究之开创、文学之反映现实，不仅是著名的史学家，而且主 修过《和州志》等多部志书，以及《史籍考》，成为杰出的文献学家。特别是著有《文 史通义》和《校雠通义》，独创文史校雠之学，将中国文献学的精神概括为“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在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推崇刘向、郑樵，于文史通 义申郑，校雠通义宗刘、补郑，更阐明文史义例、校雠心法，颇多创新，总结文献原道 ，提出互著别裁，提倡索引之法，其《校雠通义》不仅被校雠学家看作校雠学理论巨著 ，而且被目录学家奉为目录学集大成之作。来新夏先生就说章学诚是继刘向、郑樵之后 ，“为古典目录学的理论建设作出卓越的贡献。《校雠通义》和《史籍考》是他在目录 学方面的重要著作”[16]（P293）。章氏一派，其实质在“义例”，与考据学对立，继承 者有孙德谦、张尔田等。王国维说：孙德谦、张尔田“二君为学，皆得法于会稽章实斋 先生。读书综六略，不为章句破碎之学。孟劬有《史微》，隘庵有《诸子通考》，既籍 甚学问间”（见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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