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类聚》分四十六部，《北堂书钞》分十九部，数目增加只是一方面，而重要的是，增加的内容以及排列的顺序，《北堂书钞》分部基本围绕统治需要，虽然也有记载自然存在、自然现象的部，如天地、岁时，但它们都排在最后，而《艺文类聚》在《北堂书钞》分部基础上，增加了很多反映自然存在与现象的部，如山、水、果、鸟、兽、木、虫豸等等，同时也增加了记载人们社会生活内容的部，如产业、居处、杂器物、巧艺等等，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人部的设立，虽然这样做，还不能说是摆脱了帝王独尊的观念，但已经看到了普通人在自然、社会中的不可忽视的存在，这无疑是一个进步。《北堂书钞》以“帝王”为诸部之冠，“地”为诸部之殿，而《艺文类聚》则以天时、地、州、郡、山、水……为序，这充分体现撰者对自然环境的重视。对于子目的设立，《艺文类聚》与《北堂书钞》也有明显不同，以“帝王部”为例，《艺文类聚》分“总载帝王、天皇氏、地皇氏……殷成汤、周文王、周武王……汉高帝、汉文帝……”而《北堂书钞》分“帝王总载、帝系、诞载、奇表……应运、功业、帝德、孝德……”显然，二者分目的主旨迥异，《艺文类聚》按人分，《北堂书钞》按其外表、征应、品德、功业等方面分部，既强调了帝王坐天下的天然合理性，又要求帝王必需具备一些美德，这样才能牢固地统治国家，不难看出，《北堂书钞》分目也是从为统治者提供统治经验、教训的目的出发，相对而言，《艺文类聚》则有所淡化，使其有更宽阔的适应范围。总而言之，从《艺文类聚》部类的设置，看出它能及时地认识到变化、发展了的社会生活，并且能比较客观地反映出来。
《艺文类聚》稍后于《北堂书钞》，不仅分类不同，而且辑存文献的方法也有差别。以前“文”自为总集，“事”自为类书，正如欧阳询序文所言，“以为前辈缀集，各抒其意。《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徧览》，直书其事。”而《北堂书钞》即为“直书其事”者，欧阳询以为这样的类书“文义既殊，寻检难一”，必须改变体例，方能撰成以“文”为主要内容的类书，于是提出“金箱玉印，比类相从”，“其有事出于文者，便不破之为事，故事居其前，文列于后”。按这个原则，将出于文者之事，在不割裂其文的前提下列为一条，先引有关此条的记载，然后列涉及此条之文。如卷一“天部上·日”先引“日”之事，如《毛诗》、《左传》、《礼记》、《春秋内事》、《白虎通》、《尔雅》、《说文》、《汉书》、《汉官仪》、《年历》等书中的有关“日”的记载；次列言“日”之“诗”、“歌”、“赞”，这其中包括刘桢、张载、傅玄、李镜远、刘孝绰的诗，李尤的《九曲歌》、傅玄的《日昇歌咏》、郭璞的《十日赞》等。又如卷三六“人部二十隐逸上”亦先引有关隐逸的记载，有《周易》、《论语》、《庄子》、《高士传》等等，后引言隐逸之文，诗：张华、张载、左思、闾丘冲、刘孝标、任昉、梁武帝等人诗；赋：张衡《归田赋》、曹植《潜志赋》、陆机《幽人赋》等等；颂：潘岳《许由颂》、江总《庄周画颂》等；赞：《范蠡赞》、《庄周赞》、《鲁仲连赞》等等；箴：《幽人箴》、《逸民箴》等等；志：刘孝标《栖山志》等；训：繁钦《禄里先生训》；讥：麋元《讥许由》；铭：卢播《阮籍铭》。从以上二例可以看出，言某条“事”时，所引典籍文献并不分其体裁，而列其文时，则按不同体裁分别征引，这也表现《艺文类聚》以文为主要撰集对象的特点。欧阳询把“事”与“文”并入类书，其目的祗在“俾夫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而对于后世，其意义远不止此。
《艺文类聚》百余万言，所引古籍，据北京大学研究所一九二三年作的统计，共为一千四百三十一种。而这些曾被引用的典籍中，现存者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十，证《四库全书总目》言“隋以前遗文秘籍迄今十九不存”，乃不诬矣。因此，《艺文类聚》就成为了解这百分之九十典籍的主要依据，而其余的百分之十因被《艺文类聚》征引，并为唐前古本，于是这些内容可以用来校订今传本，用以纠其谬误。《艺文类聚》的这些优点，早就被宋代人发现和利用，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下诏修《太平御览》，其诏曰：“……同以前代《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分门编为一千卷。”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对《太平御览》与《艺文类聚》等类书的关系有更明确的说明：“……或言国初古书多未亡，以《御览》所引用书名故也。其实不然，特因前诸家类书之旧尔。以《三朝国史》考之，馆阁及禁中书总三万六千余卷，而《御览》所引书多不著录，盖可见矣。”既然《太平御览》所引典籍多不见于宋时藏书，说明相当数量的宋以前典籍已亡佚，而《太平御览》的征引不过是转引“前诸家类书”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御览》所参酌的类书中仅《艺文类聚》保存至今，而且比较二者，《艺文类聚》引书比《太平御览》更为严谨，其文献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作为以文学作品为主要内容的类书，《艺文类聚》在保存大量汉魏至隋的词章名篇方面，其功劳更为卓著。陈振孙即称它，“所载诗文赋颂之属，多今世所无文集”。（《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高儒亦言：“汉魏六朝之文，独赖《文选》、此书之存。不然，几至泯灭无闻矣。”（《百川学志》卷一一）所以，自晚明以下，辑佚之风始盛，冯惟讷辑《诗记》，梅鼎祚辑《文纪》，张溥辑《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尤其是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无不以《艺文类聚》为之辑佚渊薮。另外，《艺文类聚》还克服了以前类书随意摘句，不录片段的缺点，征引全文或片段，文意完整，有利于对某一事物的全面理解，便于参考使用。汪绍楹举出《艺文类聚》所引殷巨《鲸鱼灯赋》（见卷八○“灯”篇）《奇布赋》（见卷八五“布”篇），叙述大秦于晋太康二年与中国友好的关系，可补《晋书大秦传》的疏略；王粲《难锺荀太平论》（见卷一一“总载帝王”篇）、麋元《讥许由》（见卷三六“隐逸”篇上）、《吊伯夷》（见卷三七“隐逸”篇下），对“周公致太平”和“隐逸”，都有与当时不同的看法，是研究魏晋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见《校〈艺文类聚〉序》）《艺文类聚》辑存文献的方法，使其文献价值更为突出，时至今日，仍在搜辑散逸、学术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艺文类聚》并不是无瑕美玉，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问题。譬如，《艺文类聚》的分类虽比《北堂书钞》有所改善，但仍有不少欠妥之处。对此《四库全书总目》举出若干事例，引人探讨，如“帝王部三国不录蜀汉，北朝惟载高齐”，蜀汉是三国之一，北魏、东西魏、北周并不从属于高齐，所以没有理由不录蜀汉，不载北魏等朝，这是漏载。“案、几、杖、扇、麈尾、如意之类宜入器物，而列之服饰”，这是因对事物性质认识不清，归类错误。“茱萸、黄连入木部，芙蓉、菱、藤入草部”，这五种植物都是草本，茱萸、黄连归入木部不合适。“鹤之外别出黄鹤，马之外别出騊”，黄鹤是鹤的一种，騊是马的一种，不能把从属关系上升为平列关系，所以另列黄鹤、騊不妥，以上问题反映撰者分列类目缺乏科学性，尚待进一步完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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