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引内容，《初学记》几乎都有，而且比《艺文类聚》还要多，《初学记》“寒食”条，介绍寒食这天的游戏，不只荡秋千，还有斗鸡、镂鸡子、斗鸡子、打球，于是在注中引《玉烛宝典》、张衡《南都赋》、刘向《别录》等加以说明，所以说《初学记》的资料性并不比《艺文类聚》等类书逊色，就“寒食”条而言，《初学记》还略胜一筹。《艺文类聚》援引了不少材料反映“寒食”，但这些材料没有严格地按逻辑顺序排列，所以读者必须亲自对其所引材料进行归纳、整理，才能得到对某一事类的系统、完整的认识，而《初学记》撰者对材料做了科学加工，使读者不必多费斟酌即可得比较系统、全面的认识。因此，《初学记》与《艺文类聚》同样有很强的资料性，同时又富有知识性。
尽管“务取省便”是《初学记》的撰写宗旨，但还是当繁则繁，当简方简，因此也补充了不少当时的材料，如卷十二“职官部下侍中一”记载“侍中”这个官职在唐初的变化，“唐朝复为侍中，龙朔初为东台左相，咸亨初复旧，光宅初改为纳言，神龙初复旧，开元初改为黄门监，五年复旧。”这是当代人记当代事，有相当大的可靠性。《初学记》纂集唐初以往的典籍、诗文等，保存了大量有关古代历史、地理、民俗诸方面的材料，可资考证、研究；也可以用来校勘古籍或搜集失传之书的佚文。《初学记》不仅给人以知识，而且为整理、研究古籍提供资料和方法，因此，长期以来颇为学人称道，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司马光《续诗话》和孔平仲《谈苑》都记载中山刘子仪爱此书，说：“非此初学，可以终身记。”这样说并不过分。《四库全书总目》说《初学记》“叙事虽杂取群书，而次第若相连属”，“在唐人类书中，博不及《艺文类聚》，而精则胜之”。这评价亦可谓公允。
虽然，《初学记》以精取胜，但并不意味着完美无缺，何况它杂出众手，既便有“徐公硕儒”，亦不能包揽他人的错舛。对于《初学记》的乖失，唐代即有议论：“《初学记》“月”门以“吴牛”对“魏鹊”。魏鹊者，引曹公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为据，斯甚疏阔。汉武《秋风辞》云：“草木黄落兮雁南归”，今“月”门既云“魏鹊”，则风事亦可用“汉雁”矣。若是采掇文字，何所不可？东海徐公，硬儒也，何乖之甚！”（《资暇集》）“月明”与“乌鹊”是同一场景中两个不相干的事物，用“魏鹊”来形容“月”，显然欠妥，若仅仅是采掇文字，“吴牛”对“魏鹊”也未尝不可，但这是编撰类书，其中包含着对事物性质的明确认识以及科学的分类。对于《初学记》出现的这类错误，应有足够认识。
一般人认为，《初学记》三十卷的传本，基本上是徐坚的原本，但因流传日久，其中有不少他人窜乱的痕迹，不容忽视。如陆以湉指出：
扬子云《十二州箴》，冀、兖、青、徐、扬、荆、豫、益、雍、幽、并、交是也。《初学记》所载，多凉、润二州。其《润州箴》云：“蒋庙钟山，孙陵曲衍。江宁之邑，楚曰金陵。吴、晋、梁、宋六代都兴。”此皆汉以后事，岂得谓子云所作？徐公硕儒，当不若是之舛，或其书为后世妄人所增，有是误耳。（《冷庐杂识》卷四）
汉代全国分十二州，其中不包括凉州、润州，那么汉代人扬雄写《十二州箴》，当然不会有《润州箴》、《凉州箴》。另外，《初学记》所引《润州箴》中，还提到吴、晋、梁、宋，这就进一步证明《润州箴》非扬雄所为，而作者则是梁以后的人。所以，《润州箴》以扬雄之作入《初学记》，有可能是后世妄人所增，也有可能是徐坚等不审，将《润州箴》误认为是扬雄所作，而收进《初学记》。不论是撰者乖失，还是后人妄改，不过是美玉之瑕疵，《初学记》仍不失为一部编撰精审、文献价值很高的一部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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