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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哲学两个问题的思考(3)

比如说,过去在谈论历史规律时往往片面地理解马克思所说的“自然历史过程”,过分强调它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而忽视了它和人本身的特殊关系。照这种习惯的看法,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实际上并无区别,人和这些规律的关系都同样是如何去认识和利用它们,以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仿佛仅仅表现在努力去认识和利用那些规律上。这种看法的重大缺陷就在于它忘记了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的根本区别。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固然都是客观的存在,但是在自然界,各种规律发生作用并不受人的活动的影响,在人类产生之前或甚至灭绝之后,这些规律照样发生作用。历史却完全不同,它是人的创造,离开了人就没有历史。因此,人是历史的主体,历史规律只能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在历史规律面前,人决不是消极的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担当者。历史规律不是在人之外的东西,可以由人超然地加以认识和利用,因为它本身就和人的活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既然历史是由人自己创造的,历史规律必须借助于人的实践来体现,那么难道能够说它是与人们的意志、思想、感情、愿望(这些都和实践有着密切关系)无关的吗?然而正是人这个创造历史的主体在历史规律中的作用,在过去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在谈历史规律时,人看不到了,这就像演《哈姆雷特》没有丹麦王子上场一样。本来应该体现丰富多彩的人类实践活动的无限多样性的历史规律,失去了它原有的诗意,变成了没有血肉的冷冰冰的教条。这种对历史规律的理解实际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18世纪机械唯物主义思想的残余。从意大利的维柯在《新科学》中首先提出人创造历史的思想,到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观点,人类对自己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认识已经前进了一大步,现在是沿着从维柯到马克思的路线认真地重新思考一下历史规律的时候了。
    
    另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历史的发展是不是一种进步?
    首先应该指出,历史学中关于进步的概念本身就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一般说来,进步概念虽然作为一种思想萌芽早已出现,但在古代思想中,无论是在中国或是在西方,进步概念都不占主导地位,相反地,人们普遍地把已经从历史上消逝了的遥远的过去看作人类的黄金时代,而把人类的当前状况说成是一种堕落或倒退。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古代人根本就没有进步的概念”(13)。
    严格地说,历史中的进步概念乃是近代的思想产物,它作为一种明确的信念形成于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的上升时期。从哲学上为进步概念奠定思想基础的首推培根和笛卡儿。被马克思誉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14)的培根,在历史上以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这个口号而闻名,他对历史进步的信念也是基于确定人类知识具有不断向前进展的可能性之上的。培根代表着当时进步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思想情绪,号召人们去努力认识自然和驾驭自然,对人类社会未来的进步抱着充分乐观主义的态度。相形之下,他对过去历史上所取得的进步则评价很低。在他看来,人们的祖先由于没有找到和掌握合适的方法和工具,过去长时期内只是在黑暗中摸索,浪费精力,徒劳无功,因此要在新的适当的基础上去开始完全重建科学、艺术和一切人类知识(15)。这就是他所说的借助于“新工具”来进行的“伟大的复兴”。他深信,依靠感官的证明和工具、机械的帮助,人的理解力将不断得到提高,而随着知识的增进,人类的境况也将不断改善,这种进步的可能性实际上是无限的。
    在培根之后,笛卡儿进一步为历史中的进步概念作了论证。就其哲学世界观来说,笛卡儿和培根属于不同阵营。如果说培根是唯物主义的经验论者,那末笛卡儿则是二元论的唯理论者,然而他们对历史在进步这一点的看法却基本相同。在笛卡儿看来,客观世界是有秩序的、受一定规律支配的,只要采用合适的方法,借助于我们的理性去取得知识,便将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丰富的果实。他对人类具有能够认识和控制世界的能力抱着充分的信心,历史的进步概念在他那里正是以这种理性主义观点为基础的。有的笛卡儿派思想家如圣一彼埃尔进一步把进步概念推广于社会科学和道德的领域,他认为,依靠人类理性的力量,应用新的科学方法,不仅能够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且也能在道德和政治的领域内造成进步,为人类造福(16)。他深信,一旦人们能够正确地运用理性,文明就将取得胜利,人间天堂也就近在咫尺了。
    但是,近代的进步概念真正牢固地确立起来,还有赖于18世纪法国启蒙学派的努力。在这方面出力最多的恐怕要推杜尔哥和孔多塞。杜尔哥在1750年的两篇著名的讲演中,谈到人类历史上文明发展的各个阶段,认为整个人类象单独的个人一样要经历一个成长和逐渐成熟的过程。在他看来,人类虽然分成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而发展有快慢之分,但都属于统一的历史过程,总的说来朝着越来越完善的方向前进。他说,尽管进步是不均衡的,可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总是变得越来越文雅,人们的头脑也变得越来越开明,各个民族越来越互相接近,“最后,贸易和政治的联系把世界的各部分联合在一起,而整个人类通过和平和不安、幸福和灾祸的交替仍然在前进,虽然步伐缓慢,却还是走向更大的完善”(17)。在这以前,也有人谈过社会发展在各方面造成的进步现象,但谁也没有象杜尔哥那样明确而充分地表述进步的概念。他把进步理解为包括一切时间和空间,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和一切因素,适用于一切种族和阶层的发展总趋势,认为人类的进步意味着人性的逐步进化和提高,意味着真理、道德、自由和幸福的扩展,不仅过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进步还将一直继续下去。他把进步看做社会自我发展的过程,这种发展进步不是偶然地发生或是由外力推动的,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内在力量推动下实现的。正如弗林特指出,这种进步概念的提出乃是杜尔哥对历史哲学的巨大贡献(18)。
    杜尔哥的看法当然不限于他个人,而是反映了当时法国启蒙学派的主导思想。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它的撰稿人包括了当时法国思想界的精华如达朗贝尔、伏尔泰、孟德斯鸠、布封、魁奈、霍尔巴赫等人,他们所写的许多条目都贯彻着这样的一个信念,即人类借助于知识的增长能够逐步学会如何去控制自然,使之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改进政治制度和立法,提高审美鉴赏力和道德水准。他们崇尚理性,相信教育和启蒙的作用,认为这是历史不断进步的保证。
    启蒙学派的进步概念在法国大革命的高潮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说来也怪,其杰出的代表者竟是当时正在躲避罗伯斯庇尔革命政权迫害的一位旧贵族孔多塞侯爵。这位前法国科学院秘书在避难期间,即1793—1794年间写了《人类理智进步的历史概观》一书,对历史的进步作了强有力的论证和辩护,并且对人类未来的进步深信不疑,寄予热烈的希望。后来孔多塞被捕后在狱中自杀,而造成他毁灭的革命正是他目为代表伟大历史进步潮流的力量。这是历史的讽刺,也是他个人的悲剧。尽管他身遭厄运,在他的这部著作里却充满着乐观精神和光明的设想。孔多塞坚信人具有趋向完善的可能性,这是他的历史进步观的理论基础。在他看来,个人具有从最简单的感觉一直发展到复杂观念的能力,整个人类理性的发展也同个人一样,“人类理智的进步服从于在个人认识能力的发展中可以观察到的相同的一般规律”。(19)根据这一规律,人类理性不仅在过去的历史上表现为不断的进步,而且只要人类存在,这种进步还将无限地继续下去。孔多塞列举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十个阶段,从最早的渔猎时期,经过畜牧、农业时期,达到古希腊和罗马时期,然后经过中世纪到近代,一直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在划分阶段时,他特别注意与人的认识能力的发展有关的一些社会现象如语言文字的产生、教育的进展、印刷术的发明、思想的变迁等等。因为归根到底他认为人类理智的进步是历史前进的最重要动力。例如,他把从印刷术的发明到笛卡儿所完成的哲学思维方法的革命作为第八个时期的标志,把伟大的思想革命(牛顿的物理学发现、洛克和孔狄亚克关于人性的理论、杜尔哥和卢梭的社会学说等等)看作他目前所处的第九个时期的标志。至于未来的第十个时期,那时启蒙思想和科学技术知识,将扩及全球的所有部分,自由、道德和对人权的尊重将越来越取得进展,“所有人都将成为人类的朋友,所有人都将一起为人类的完善和幸福而工作”。(20)在孔多塞看来,这是理性王国的真正实现,不仅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将会消灭,而且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也将消灭,一切个人都将在智力、道德和体质上得到无限制的、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在那时,“太阳将只照耀那些自由的人们,那些人除了他们自己的理性外不知有其他的主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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