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以要对进步的概念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作一番回顾，是因为要说明它和启蒙运动之间的密切思想联系。启蒙学派的进步概念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起过积极的作用，对后来西方思想的影响很大，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它自己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和启蒙运动思想的根本弱点是分不开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这种进步的概念把人的理性的发展和知识的增长看做推动历史进步的终极原因，换句话说，也就是到人们的意识中去寻找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动力。这显然是以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为基础的。第二，这种进步的概念实际上反映了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对历史发展前景的自信和良好愿望，而缺乏对客观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研究和理解，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免不了带有空想主义的成份。第三，启蒙学派一般对社会内部矛盾的深刻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没有足够的估计，因此他们对历史进步的乐观主义的看法并没有牢固的基础。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启蒙者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看不见它所特有的矛盾”（22）。弄得不好，他们的看法甚至会变为对现状的美化和辩护。
实际上，后来人们对历史中的进步的看法都或多或少地和启蒙学派的观点有关系。19世纪的一些著名人物如黑格尔、圣西门、孔德、斯宾塞，他们的哲学观点虽有很大差别，可是在他们关于历史进步的议论中都能看到启蒙运动观点的影响，只是他们的着重点不同而已。甚至某些人持相反的看法，否认历史是在不断进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启蒙学派的进步观念所作出的反应。应该看到，启蒙学派虽然一般说来赞同历史进步的观念，但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象卢梭那样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就对历史的进步抱深刻的怀疑态度。不过卢梭也仍然忠实于他当时的时代精神，把理性看作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只是他认为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文明，同时也造成了人间的不平等，破坏了人人平等的原始的“自然状态”，导致了贫穷、犯罪、战争和道德的沦丧。因此，文明的进步并没有带来人的自由和幸福，相反地在这种进步中包含着倒退，所谓“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种人的处境正是文明进步所造成的恶果。卢梭对文明进步的内在矛盾性的这种批判性见解，为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学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
法国大革命一方面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却也带来了对这种进步的失望。正如恩格斯所深刻地指出的那样，为革命作了准备的18世纪启蒙学派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裁判者。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要求无情地铲除一切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但事实却证明，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新制度不论它比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社会契约只是在恐怖时代获得实现。“总之，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23）这种失望情绪不能不影响到人们对进步的看法。在法国大革命以后，资产阶级陆续在西方世界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现在他们首先关心的已不再是继续推动历史前进，而是怎样巩固现存秩序并使之永恒化。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日益暴露和尖锐化，出现深刻的社会危机以后，由启蒙学派所倡导的历史中的进步观念更加越来越遭到人们的怀疑和反对，当然人们提出各种异议的出发点可能是很不相同的。例如，托克维尔站在自由派保守主义的立场上，一方面肯定扩大民主和平等是历史的必然，另一方面又忧心忡忡地谈论其消极后果，认为这会导致消灭个性，可能有利于独裁统治和为政治暴力打开方便之门（24）。他对历史的未来是抱悲观态度的。杜克海姆认为，随着近代化生产而来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使人发生了异化，个人失去了共同的目标而成为孤独的存在，而近代社会结构则是相对地无规范的异常的东西（25）。对历史的进步提出疑问的人中间，维贝尔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在他看来，近代西方世界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沿着合理化的路线在发生变化，可是理性却失去了它的规范性的价值，变成了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纯粹是抽象的工具，为了不合理的目的去统治世界的工具，因为没有合理的标准可应用于价值的选择。经济领域内的合理化，排斥了旧日的道德方面的关心，把最大限度的生产、为生产而生产当做人的使命。对效率的崇拜要求消灭个人的因素而加强合理的社会政治控制，这就导致社会机构的官僚化（26）。维贝尔承认近代社会中所发生的这些变化的事实，但却从价值判断上提出了问题：难道这是历史的进步吗？
除了对历史的进步表示怀疑的人以外，还有一些人根本不同意把进步观念作为衡量历史的标准。象号称“近代史学之父”的兰克和以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闻名的布克哈特，他们强调历史现象的独特性，认为对每个历史时代都应一视同仁，无所谓高低，都只能按其自己的标准去评判。持这种历史相对主义观点的最近的例子是法国的结构主义者列维一斯特劳斯。按他的说法，原始的巫术和近代科学并非属于人类心智发展的不同阶段，也不应把它们对立起来，而是“获取知识的两种平行的方式。”（27）这样的话，当然也就不用谈什么进步了。另一些很有影响的历史哲学家如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他们认为全人类的历史是不存在的，也没有人类向着一个方向不断进步的事实，有的只是平行的各个不同的文化或文明的历史，它们就象有机体一样有着产生、生长、成熟、衰亡等发展阶段。（28）历史运动就是在各种文化或文明的发展循环模式中进行，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历史进步的概念。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近代西方历史哲学思想中的进步概念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人们围绕这个问题所进行的探讨，从宣传鼓吹到怀疑反对，客观上反映看（虽然有时完全是不自觉的）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的发展变化。当然，有的西方学者完全不是这么看的。例如尼斯贝特认为，从历史上看，进步这个观念和宗教有密切的联系，甚至是依赖于宗教的，因此近几十年来人们对进步的信念的衰退，是由于宗教信仰的衰退所造成的，只有依靠宗教信仰的复兴，才能使人们对进步的信念复苏。（29）应该说，尼斯贝特的这种说法完全违反基本的历史事实。在历史上鼓吹进步观念最力的启蒙学派，恰恰把宗教看做阻挠进步的重大障碍而主张加以扫除，而在当代最坚决地相信历史进步的则是信奉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反地，对历史进步丧失信心的人倒常常要到宗教信仰中去寻求安慰。这难道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吗？
有的西方学者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进步观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同样是建立在一种宗教式的假定和信仰之上的，因此要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的辩证法就必须求助于基督教神学（30）。这种意见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有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进步观念首先是对启蒙运动的优秀传统的批判继承，同时又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派关于历史辩证发展的矛盾性的一切合理思想，并第一次把对历史进步的理解真正置于科学的基础上，使进步观念由单纯的主观信念变为客观的科学预见。至于某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教条化，使之变为僵化的宗教式的信条，那么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不能对此负责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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