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兢既治史，又从政。他关心社会，关心政治，关心历史的命运。撰《政要》之前，他上过《上中宗皇帝疏》、《谏畋猎表》、《乞典郡表》等，已过问政治，表现了积极问政的态度。
大约于开元八年，吴兢呈进了《上玄宗皇帝纳谏疏》〔9〕。 疏文有“陛下初即位，犹有褚元量、张延珪、韩思复、辛替否、柳泽、袁楚客数上疏争时政得失”之语，今查两《唐书》有关人物的传记，知是指开元初期之事，可见吴兢言之有据。疏文“自顷上封事，往往得罪，谏者顿少”，这似乎与开元八年宋璟“罢知政事”有关。宋璟是个“耿介”、“当官正色”的人。开元初期多次奏谏，态度坚执，颇得玄宗赞赏。其“罢知政事”，表面看来，是因他严格执法，“颇招士庶所怨”所致；然猜测内情，可能与其奏谏“再三坚执”不无关系。“再三坚执”，岂不惹恼了皇帝？多次奏谏，也易引起皇帝厌烦。于是，可能玄宗借个机会，给以一点颜色。这样，鉴貌辨色的官场人物，立即敏感而谨慎从事，于是“谏者顿少”。
开元八年以后，唐玄宗对于谏者多凭已意好恶而处之。如：开元十二年，玄宗宠用搜刮民财的能手宇文融，群情“多言烦扰”。玄宗命群臣议，多有附融者，杨玚独与尽理争之，认为“括客免税， 不利居人。”不久，杨“出为华州刺史”。这显然是因不合君意而被外放。再如：在开元众相中，以直臣著称的韩休、张九龄，起初奏谏往往如愿，后来便逐渐失意，相继于开元二十一年、二十四年罢了相。
吴兢此疏强调“帝王之德，莫盛于纳谏”，对待谏诤的纳或弃的态度，是鉴别君主明智与昏暗的重要准则；举出隋炀帝“骄矜自负”，“讳亡谏”，黜诛直臣而致亡，唐太宗“好悦至言”，虚怀招谏，纳谏用贤而兴业之史例；并要求玄宗遵太宗之道，“与圣祖继美”。
对于吴兢的为人治学及其建议玄宗纳谏的情况，对于其《上玄宗皇帝纳谏疏》所提贞观故事的内容，源、张两相自然有知。他俩命其编撰《政要》，必然考虑到发挥其关心时政、积极进谏的精神，调动其熟知贞观故事而能制作史镜的长处。于是，双方一拍即合，一方命令编撰，一方欣然受命，编写工作立即上马，而且坚持下去，至于写成。
撰《政要》期间，是吴兢治史从政的高潮时期。他此时一方面尽心竭力写书，一方面仍然关心时政。他对张说为人为政总体评价颇高。但对张说为相期间（开元九年至十四年）一些迎合玄宗的建议，通过上疏以示反对，明讽暗刺或旁敲侧击。
开元十三年冬，玄宗“东封泰山”。这是一次粉饰太平显示盛世的大举动。事先，张说“首建封禅之议”，受诏“撰东封仪注”，又卖弄文笔撰《封禅坛颂》“以纪圣德”〔11〕。而吴兢却不随张说去“纪圣德”，偏要抓住玄宗封泰山“道中数驰射为乐”做起文章来，上了《谏东封不宜射猎疏》〔12〕，指出玄宗“行经数州，屡以畋猎为事，伏恐外荒之攸渐成，非致理之所致。”要求“罢此游畋之事”，还建议玄宗“博选识达古今之士以在左右，每至前代兴亡之地，皆问其所由，用为鉴戒。”这显然是以“谏射猎”，与张说“纪圣德”唱反调，两者对于玄宗的思想和生活作风的态度迥然不同，一是助长骄侈之风，一是要求戒骄戒侈。
开元十四年，“六月戊午，大风”，拔木发屋，毁坏端门的鸱吻，都城门等及寺观鸱吻也多半刮落。玄宗为此招谏。吴兢呈上《大风陈得失疏》〔13〕，说这种灾害乃“阴侵于阳”所致，认为“有奸臣擅权，怀谋上之心”，又指出这时有“府库未充，冗员尚繁，户口流散，法出多门，赇谒大行，趋兢弥广”等问题存在，实是“庶政之阙”。故他提出“愿斥屏群小，不为慢游，出不御之女，减不急之马，明选举，慎刑罚，杜侥幸，存至公”等八点改进的借施。〔14〕其要点仍然是，要求玄宗戒骄戒侈，以及去奸用贤。此疏被玄宗冷淡处之。
这年，张说虽因有污点于四月罢了相，但还得到“在家修史”的待遇〔15〕。吴兢于这年七月十六日上了《请总成国史奏》〔16〕，诉说自己在长安、景龙年间任史事，撰《唐书》及《唐春秋》“未就”，提出续撰的要求。玄宗诏令吴兢“就集贤院论次”。大臣对张说在家修史提出意见，上奏“国史不容在外”。玄宗乃“诏兢等赴馆撰录”。〔17〕开元十七年，吴兢被出放为荆州司马，随身带着史稿，立即被索回稿子。他为何出放为荆州司马？史稿的质量如何？各家记载颇有异词。谁言其“书事不实”〔18〕并使其被贬的呢？最大的可能性是张说。因张说与吴兢素来存在嫌隙，今又同在史馆修国史，难免不发生新的矛盾；张说虽然一度罢相致仕，但仍然受到玄宗的重视和信任，特别是开元十七年复出，大为荣宠〔19〕。他此时对吴兢找个岔子，踢一脚，不会做不出来的，甚至就在证魏元忠反问题上做翻案文章也是有可能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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