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俭与骄奢，正反两方面的一些具体表现与要求，是《政要》第六卷《俭约》、《谦让》、《仁恻》、《慎所言》、《慎言语》、《杜谗邪》、《悔过》、《奢纵》、《贪鄙》诸篇的主题。要求做到恭俭、而反对骄奢。
贞观君臣以秦始皇、隋炀帝的骄奢为戒，认识到“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当时岑文本、戴胄、温彦博、魏征等都较为俭约。魏征“宅内，先无正堂”〔27〕，病后才由太宗命为营构。
唐太宗首先提倡谦恭。魏征提出守“常谦常惧之道”的观点。孔颖达认为，是否谦恭，关系兴亡。〔28〕唐太宗有时诘难谏者。刘洎认为，这“恐非”诱进直言之道，“太宗“当即改之”〔29〕。
重视思想文化教育，是《政要》第七卷《崇儒学》、《文史》、《礼乐》诸篇的主题，旨在争取有益于社会风气。
政法、贡赋，政务种种，思想上应注意的要点和作风，乃《政要》第八卷《务农》、《刑法》、《赦令》、《贡赋》、《辨兴亡》诸篇的主题。它不谈种种政务的具体问题，只讲究有关的思想和作风，即：以农为本，勿夺农时〔30〕；慎于刑法，要求平实〔31〕；慎于法令，不妄赦以惠奸〔32〕；恶行贿之技，戒贪贿之弊〔33〕，安民而不扰民〔34〕。
慎战安边，而不扰民，乃《政要》第九卷《征伐》、《安边》的主题思想，贞观君臣慎于战争，不好兴师动众，更不穷兵赎武。认识到“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35〕。对于周边各族或邻国，以“和”及“抚”为主〔36〕。
毋好行幸，畋猎，慎于对待灾祥，乃《政要》第十卷《行幸》、《畋猎》、《灾祥》三篇的主题思想。
慎终为始，是《政要》最后的寄语，全书始终贯彻“慎始敬终”或“慎终如始”的要点。贞观十年前后，天下已较为安定之时，唐太宗露出了骄奢的苗头。魏征及时上了《谏渐不克终疏》，指出古今帝王往往善始而不慎终，说太宗存在“渐不克终”十条，如“傲满滋长，纵欲享乐，待谏欠诚，用人欠妥，忽于民生，思想作风发生了变化；认为君主应当“思而改之”，慎终如始。太宗反复思考，觉得有理，乃将其疏“列为屏障，朝夕瞻仰”，并“录付史司”〔37〕。
以史为鉴，是贞观君臣始终注意的一个思想认识，也是《政要》始终贯彻的要点之一。贞观君臣多以隋炀帝失误为戒，也常提到自古以来尤其是秦汉帝王的得失成败。魏征在《谏渐不克终疏》中，开首就谈到自古帝王多不克终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即君主专制和私欲是骄奢的根源。这是封建帝王难以突破的历史局限性。
依据《政要》的要点，可以有理由说，“贞观政要”只是此书的简称，全称似以“贞观时代政治思想要旨”较为贴切。
四、吴兢之书的意义《政要》以其政治思想上深刻的旨意，丰富了传统史学和传统文化，激励着古今人们重视为人为政的思想和作风，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政要》对贞观时期的历史是很好的总结。在吴兢生活的年代，对贞观时期那段历史，无论史馆，还是个人，主要是在编修或删改实录，或是按纪传体与编年体写国史；像吴兢这样抓住贞观时期具有特色的意义重大的政治思想问题上几个要点，写成专著，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前无古人的。
吴兢不仅抓问题很有特色，写得也实在可靠，无曲笔，无饰词，经得起推敲，常为后世史学家参考引用。
《政要》对贞观时期政治思想的总结，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史学家和史学著作。刘呴等编《旧唐书》，欧阳修等撰《新唐书》，自然主要是以唐朝的实录国史及《魏公故事》等等为据，但也会参考《政要》的。两《唐书》评贞观君臣多与《政要》一致，只是不如《政要》那么集中、鲜明和深刻。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记述唐太宗修身为政之道，显然受了《政要》的影响，与其要旨完全一致；同时又以其编年体的特点按时间线索记述政治史，尤其精心于唐太宗政治思想的发展变化。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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