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写贞观初年的历史，突出了唐太宗择任贤能、招谏纳言、戒骄戒奢、恭俭爱民的思想和作风。接着写唐太宗的思想和作风前后逐渐发生变化。贞观六年，魏征谏言有“比来营缮微多，谏者颇有忤旨”之词，唐太宗笑而承认“诚有此事”〔38〕。贞观八年，中牟丞皇甫参谏“劳人”、“厚敛”，唐太宗怒了，“欲治其讪谤之罪”，赖魏征力谏才罢〔39〕。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作飞山宫”，魏征于四月上疏提到帝王“善始者多，克终者少”，“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建议唐太宗“十思”〔40〕。五月上疏又谏之。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贞观君臣讨论了“创业与守成孰难”的问题，取得了共识。魏征又于贞观十三年五月上疏，指出唐太宗“渐不克终者十条”〔41〕，要求他深思之。《通鉴》又写唐太宗晚年思想与作风上的毛病已很明显，思想上骄矜了，对谏者“面加穷诘”，“轻物骄人”；赏罚有时失当了，“微文以喜怒有所高下”〔42〕；生活贪图享受了，嫌翠微宫“险隘”，而命令“营玉华宫”，“所费已巨万计”〔43〕；甚至好大喜功了，自贞观八年至二十二年，一再拒谏，兴伐高丽之师。结果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贞观二十二年七月房玄龄病笃，谏伐高丽，加之征伐不利，唐太宗才深受感触。九月，薛万彻等“伐高丽还”〔44〕。
《通鉴》与《政要》一样，写了唐太宗善始而有渐不克终之虞，只因他在思想变化中尚能保持一线任贤纳谏之风度，故虽然历经曲折，还能维持至终。两书实际是在告戒人们：守成难，并非虚语；慎终如始，有着严肃的实践意义。
其次，《政要》是对唐玄宗适时的进谏。唐玄宗在位四十余年，思想与作风前后有很大的变化，开元初年戒骄戒奢，任贤纳谏，恭俭爱民；开元中期至于天宝年间，逐渐骄纵了，荒淫了，信奸拒谏了。吴兢于开元中期写成《政要》，继在《上贞观政要表》中说：“谨随表奉进，望纾天鉴，择善而以，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这是以书代言，希望玄宗以贞观历史为鉴，也可谓具体的进谏内容。
但吴兢的这个用意，似乎没有引起两《唐书》作者的注意。《旧唐书》评唐玄宗晚年“政刑纰缪”，乃“用人之失”〔45〕。《新唐书》评唐玄宗，主要是抓住“女子之祸”〔46〕做文章。
《通鉴》写唐玄宗思想与作风的转变，与吴兢的观点颇为吻合。它写开元初期唐玄宗任贤纳谏、戒骄戒奢，并对其提倡节俭，敕令“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绵绣等物”，“罢两京织锦坊”，感慨而论；“明皇（即玄宗）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47〕。然写到开元十二年玄宗用宇文融搜刮民财，“岁终，增缗钱数百万，悉进入宫，由是有宠”，则有“议者多言烦扰，不利百姓”〔48〕之笔。写到开元十四年东封泰山毕，玄宗赏赐群臣，不听张九龄之谏，重赏张说等鼓吹封禅的一派，乃有“由是中外怨之”之笔。写到玄宗拒谏而命师讨伐吐著，便有“上由是益事边功”之笔。写到开元十七年玄宗宠用宇文融征收财赋，“始广置诸使，竟为聚敛”，则有这样一笔：“由是百官浸失其职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怨苦之。”写到开元十八、十九年，玄宗“颇宠任宦官”，“自是宦官势益盛”，高力士尤受“宠幸”，则说宦官“势倾中外”〔49〕。这些说明，开元中期玄宗已逐渐骄矜、奢侈了；拒谏、用奸了，好大喜功了，思想与作风已明显地开始变化。可见此与吴兢撰《政要》与《上书表》的时间和看法，颇为合拍。《通鉴》还写，开元二十四年唐玄宗罢斥张九龄，重用李林甫，使得开元政治风气由群臣直谏至于噤若寒蝉，于是用了“（群臣）容身保位，无复直言”〔50〕之笔。
吴兢的《政要》和《上书表》，针对开元前中期唐玄宗的思想与作风，作了深意的讽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司马光的《通鉴》则对此时唐玄宗为人为政之道的转变，作了篇要而准确的叙述和总结，印证了吴兢独运的匠心。
再次，《政要》为后世为政者提供了有益的教本。唐文宗曾立意学习《政要》所写唐太宗的为政之风〔51〕，元、明、清的皇帝往往将《政要》当作以史为鉴的课本。大约一千年前，《政要》已传到了朝鲜和日本，为其所重视。元代戈直盛称《政要》是写唐太宗“嘉言善行，良法美政”的编类之书，唐太宗“屈己而纳谏，任贤而使能，恭俭而节用，宽厚而爱民”的美德值得后世帝王学习。又说，《政要》为后世君主所重视，“莫不列之讲读，形之议论，景仰而效法焉”〔52〕。此言有据。《四库全书总目》说，《政要》所写唐太宗“良法善政，嘉言微行”，“洵足以资法鉴”，“故《中兴书目》称历代宝传，至今无阙”。此非妄言。
总之，吴兢于开元中期写《贞观政要》乃适时之需，有讽谏之旨；其书，不仅古时以为“宝书”，如今也可视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书旨乃优良的文化传统，通过批判继承，有益于今人加强为人为政之道的修养。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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