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贞观政要序》“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及源乾曜开元十七年秋才封为安阳郡公的情况来看，《序》文有可能写于是年秋后，还可能在写《序》之时，写了《上贞观政要表》，呈于玄宗皇帝。
吴兢呈书，希望玄宗“克遵太宗之故事”。此时此刻，思想和作风上已滋长了骄侈的玄宗，对于《表》文“用贤纳谏之美”、“用备劝戒”等语，恐怕不仅听不进去，而且会产生反感；久有宿怨而时正荣宠的张说，更不会支持吴兢，倒是有可能出个坏招。于是，《政要》遭了冷遇。
《表文》“昔殷汤不为尧舜，伊尹耻之；陛下倘不修祖业，微臣亦耻之。”吴兢满腔的热情被泼了凉水，善良的愿望成了自酿的苦酒。在那个封建专制时代，可说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尽管玄宗还让吴兢做官，但那还有多大意思？他的心冷了，从此再不向玄宗进谏什么，因为直谏又有何用，像韩休、张九龄那样位居宰相说话响的直臣，尚且被冷遇和贬官，何况人微言轻的吴兢呢！史称吴兢晚年老衰“意犹愿还史职”，我想，他本人定会有此想法，也会有所流露，但他并没有向玄宗上表请求。至今我们只见到他的《请总成国史表》，还未觉察他写过请还史职的蛛丝马迹。
大约自开元八年夏至于十七年秋后的十年间，吴兢以其成熟的年华，满腔的热忱，丰富的阅历，卓越的学识，自《上玄宗皇帝纳谏疏》而《谏十铨试人表》、《谏东封不宜射猎疏》、《大风陈得失疏》，再《上贞观政要表》，以关心社会，关心时政，劝谏玄宗，充分表现出一个政治人物的社会责任心；自欣然命笔写《政要》，至于《上政要表》，充分表现出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使命感和史学使命感。
三、吴兢之书的要旨《政要》的要旨，与吴兢撰书的旨趣（讽谏）颇为合拍。此书既不是一般的历史书，也不是政治史或政治性著作，而是历史人物政治思想言行录，通过总结贞观年间君臣为政之道和思想作风的具体史实，强调戒骄奢、倡恭俭、任贤纳谏等为主要旨趣，这样的政治思想教育性质的书；它深刻地指明了戒骄戒奢、恭俭爱民、任贤纳谏，与骄纵淫侈、横暴残民、拒谏用奸，是正反两种思想和作风，从而导致治乱兴亡的不同结局。
《政要》共十卷四十篇，篇题既不是按人物，也不是按编年，而是以小专题为名，强调的是戒骄戒奢，任贤纳谏，恭俭爱民，慎终为始，以史为鉴五方面的要旨与要求。
此书第一卷《君道》、《政体》两篇，是全书的纲领，提出了为政之道的几个要点和要求。首先提出了戒骄戒奢和恭俭爱民。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正其身”，不可“嗜欲”、“纵逸”、以“扰生民”；应当“戒奢以俭”、“纳谏用贤”；必须“先存百姓”，明确“载舟覆舟”之理；明确“守成则难”，才能慎终如始。魏征提出的“十思”，可说是贞观君臣提出思想认识的具体要求。〔20〕任贤纳谏，是第二、三卷《任贤》、《求谏》、《纳谏》、《君臣谏戒》、《择官》诸篇的要点。
任贤，是唐太宗之能事。他对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李靖、虞世南、李勣、马周等八位在政治上各有建树和特点的文武大臣，了解其为人为政，加以信任和重用，可谓知人善任〔21〕。如：魏征原为太子洗马，显太子李建成的谋士，曾劝建成“早为之谋”。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干掉了太子建成而信用魏征，君臣相处无间，臣直谏，君纳谏，影响所及，一时形成良好的政治风气。
教戒皇家子弟，是《政要》第四卷《太子诸王定分》、《尊敬师傅》、《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诸篇的主题。其思想内容是，对皇家子弟这个封建贵族的特殊阶层，要求安份守己，戒骄戒奢，期望有好的“继世守文之君”〔22〕伦理道德的修养，是《政要》第五卷《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诸篇的主题。要求“以仁主为治”〔23〕，表彰忠义、孝友之士〔24〕，意在要求君臣皆“先正其身”，做出好样子来，达到“国祚延长”的目的。要求以“公平正直”为治，反对“任情以轻重”〔25〕。要求以“诚信”为人为政，反对“诈道”〔26〕。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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