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先生是我国杰出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卓越学术成就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已将夏鼐先生论著汇编为《夏鼐文集》，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过去出版的夏鼐先生论文集有《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年）和《考古学和科技史》（科学出版社1979年），本文提到夏鼐先生论著，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此二书。）。
一
夏鼐先生出生在一个经营丝绸业的商人家庭。少年时代就学于培育过众多知名人士的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初中部（现名温州中学），后转至上海光华大学附属中学学习。他那勤于思考、善于钻研的好学精神，当时即已有所表现，曾在光华附中的刊物上发表与知名学者吕思勉商榷的文章，从科学常识和文字训诂上对“茹毛”指“食鸟兽之毛”的说法提出质疑。进入清华大学以后，夏先生在陈寅恪、钱穆、蒋廷黻等的指导下，进一步打下深厚的史学基础，先治中国近代外交史，后转中国近代经济史，曾发表若干篇资料翔实、考证精到的论文，开始在史学领域崭露头角。随后，他以优异成绩取得中美庚款留学资格，决意出国学习现代考古学。为了做好出国前的必要准备，他于1935年春以实习生的身份前往安阳殷墟，参加梁思永主持的殷代王陵区的发掘，从此走上以田野考古为终身事业的漫长道路。
1935年夏，夏鼐先生经有关方面同意，改赴英国伦敦学习。那时的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可称全世界科学考古学的最高学府。日本考古学的奠基人滨田耕作，就是在那里师从彼特利（W.F.Petrie）教授，从而将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引进日本的。夏先生留学伦敦大学时，彼特利教授已经退休，田野考古学课程改由惠勒（M.Wheeler）教授负责。 他受教于惠勒教授，参加过由惠勒领导的梅登堡（Maiden Casrle ）山城遗址的发掘，又曾在随英国调查团去埃及、巴勒斯坦进行发掘期间，谒见定居耶路撒冷的彼特利教授，得到这位考古学大师的直接教导。当时，夏先生的主攻方向是埃及考古学，他师从伽丁内尔（ A. H.Gardiner
）教授，学习深奥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又在格兰维尔（S.Glanville）教授的指导下，对古代埃及的各种珠子进行了系统的类型学研究，成为我国第一位埃及考古学专家。他的长篇博士论文《古代埃及的珠子》，至今仍是这一方面值得称道的重要论著。
1941年夏先生在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争关系延至1946年正式授予），回到抗日战争中的祖国后方，投身于中国考古学的广阔天地。他先是参加四川彭山汉代崖墓的发掘。后与向达共同负责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在经费严重不足、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前往甘肃敦煌和河西走廊进行为期两年的艰苦考察，对新石器时代和汉唐时期的考古研究作出令人刮目相看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夏鼐先生领导国家考古研究中心机构，历时30余年。他致力于考古工作队伍的建设和实事求是优良学风的形成、考古研究规划的制定和田野考古水平的提高、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和多种学科研究的协调、以及与外国考古学界的学术交流，从而极大地推进了我国考古工作的全面发展。
建国初期，掌握田野考古技术的专门人才奇缺，急需迅速建立和健全考古工作的队伍，以应付国家基本建设发展的严重局面。当时，郑振铎以文化部文物局局长身份兼任科学院考古所所长，梁思永和夏鼐作为既在国外受过正规科学训练、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田野考古学家被任命为副所长，协助郑振铎所长主持考古所的业务活动，指导全国的田野考古工作。由于梁思永先生卧病已久，行动不便，只有夏先生能够亲临田野考古的第一线。他到任刚刚一个星期，便率领当时考古所的全体业务人员（共计12人），前往河南辉县进行规模较大的示范性发掘。以后又连年为协助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并为中央和部分省区考古人员训练班的举办而尽力，亲自讲授考古学通论和田野考古方法，并曾多次进行实地操作辅导，从而为新中国的考古事业培养一批得力的业务骨干，使科学的考古发掘普及全国，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主流。
夏鼐先生一贯坚持考古研究的基础在于田野工作，强调提高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要求大家在考古调查发掘中认真辨别复杂的地层情况，弄清楚遗迹、遗物的各种关系，并且要把观察到的一切有关现象详细正确地记录下来。1950年末，夏先生在辉县琉璃阁的发掘中，冒着严寒，以其娴熟的发掘技巧，第一次成功地剔剥一座大型的战国车马坑，被国际考古学界誉为战后田野考古方法的一项新的进步。1958年，他在北京明定陵的发掘中，忍着病痛，连日深入地下玄宫，匍伏清理棺内散乱的冠冕等物，耐心观察和记录种种细微迹象，使之得以恢复原来的形状。夏先生以其实践告诉大家：考古工作的成绩如何，主要不是看你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看你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而定，切忌有“挖宝”思想。
1962年，夏鼐先生在《新中国的考古学》（注：《考古》1962年第9期。）一文中，曾经通过总结已有的考古研究成果， 将中国考古学的基本课题归纳为：人类起源和人类在我国境内开始居住时间问题、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问题、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问题、国家起源和夏文化问题及城市发展问题、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等）方面问题、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问题。多少年来，夏先生正是根据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发展需要，部署考古所这一考古研究中心机构的田野考古和室内研究工作，有计划地着重进行黄河中下游和邻近地区的史前考古研究，夏文化的探索和历代都城遗址的勘察发掘，以及新疆、内蒙古等边疆地区的考古研究，并且注意开展甲骨文，金文，简牍、石刻等出土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为建立和完善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作出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同时，先生还经常通过个别交谈和书信往来，耐心细致地帮助各地同志明确学科要求，解决田野工作中的许多关键性问题。他曾多次亲临重点发掘工地，例如70年代以后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北京大葆台汉墓、广州南越王墓、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北京琉璃河西周墓地等项发掘，都曾进行过具体的现场指导，直到突然与世长辞的前几天，还前往偃师商城遗址视察工作。在夏先生的关怀和指导下，我国一系列重点发掘工作显示了较高的科学水平，赢得国际考古学界的广泛称赞。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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