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先生指出：发明蚕丝生产技术的确切年代，目前虽然还无法确定，但我国在上古时期是唯一掌握这种技术的国家，至迟在殷商时代已经充分利用蚕丝的优点，改进了织机，发明了提花装置，能够织成精美的丝绸，遗存实物有普通平纹、畦纹和文绮三种织法。他说，我国当时除使用竖机之外，可能也使用平放或斜卧的织机，这便和古代希腊、罗马等国家专门使用竖机不同，可能改进到使用吊综提花和脚踏。东周时期已有织锦，更应该是使用一种有提花设备的平放织锦机。先生又指出，我国的丝织生产发展到汉代至少已有1000多年历史，达到了一个高峰，五彩缤纷的汉锦代表汉代织物的最高水平，一般是使用二色或三色的组织法，如果需要四色或四色以上，便需要采用分区的方法，在同一区内一般都在四色以下。至于汉代的织机，先生根据实践经验，认真分析，指出有些学者所复原的织机“是不能工作的”。遂以铜山洪楼画象石中的织机图为主要依据，经多次讨论、反复试验和修改，重新作出比较合理的复原方案。他指出，汉代画像石上的织机都是简单的织机，但根据出土的锦、绮、文罗等实物，可以推测汉代已有提花机。当时，先生从织物花纹单元的高度和纬线的密度考虑，认为有时需要提花综四、五十片之多，推测汉代的织机已有提花设备，可能是“提花线束”，而不是长方架子的“棕框”。后来，他对自己的这一影响甚广的看法有较大的改变，1983年在日本的讲演中说：“汉代提花织物可能是在普通织机上使用挑花棒织成花纹的，真正的提花机的出现可能稍晚。”（注：《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6年。）令人遗憾的是，先生没有来得及具体论证自己的这一看法，便与世长辞了。
夏鼐先生在中国冶金史研究方面，也有相当重要的贡献。首先，他最早指出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所出铁刃铜钺可能是用天然陨铁制成的。 1972年台西遗址出土铁刃铜钺，是中国考古学上的一项重要发现，表明我国人民早在公元前14世纪已经认识了铁，因而迅速得到夏先生的高度重视。开始进行的技术鉴定，以为铁刃属古代熟铁。他考虑到人类在发明炼铁以前有时利用陨铁制器，而鉴定结果中铁刃的含镍量又高于一般冶炼的熟铁，当即表示鉴定并未排斥这铁是陨铁的可能，还不能确定其为古代冶炼的熟铁，需要进一步分析研究（注：《〈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读后记》，《考古》1973年第5期。）。 后经先生约请钢铁专家柯俊重新组织鉴定，多种现代化手段的分析结果证明藁城铜钺的铁刃不是人工冶炼的熟铁，而是用陨铁锻成的（注：李众：《关于藁城商代铜钺铁刃的分析》，《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从而避免了中国考古学和中国科技史上的一场混乱。众所周知，夏先生还纠正了我国早在3世纪的西晋便能提炼铝的错误说法。1953年宜兴周处墓发现17 件金属带饰，发掘者将一块碎片请人鉴定，分析结果为铝。由于炼铝是19世纪发明电解法后才被人们掌握的一种新技术，这项发现迅速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但是，后来有人分析的一块碎片，却是银制的。为了澄清事实的真象，先生请人采取几种不同的方法，对现存的全部带饰重新鉴定，检验结果都是银而不是铝。他注意到周处墓曾被盗扰，小块铝片有系后世混入物的重大嫌疑，因而建议大家不再引用它作为晋代已知冶炼金属铝的证据。夏先生又根据考古所有关同志在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进行发掘的资料，讨论这处古代铜矿由竖井→横巷→盲井掘取矿石的过程，以及为采掘矿石而在提升、排水、通风等方面采取的相应措施，推想当年矿工利用发掘中见到的那些采矿工具进行采掘工作的情况，并且亲自设计了提升用木辘轳的复原方案（注：《湖北铜绿山古铜矿》，《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他还指出：田野考古学的引入， 使中国青铜器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今天，我们不仅研究青铜器本身的来源（出土地点），还要研究它们的原料来源。对古铜矿进行调查、发掘和研究，这是中国青铜器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也是中国考古学新开辟的一个重要领域。
在中国陶瓷史方面，夏先生没有发表过专题论文，但一直是非常关心的。50年代，他曾在《考古》杂志上特地介绍陶瓷专家周仁等的专著《景德镇瓷器的研究》（注：《介绍周仁等著〈景德镇瓷器的研究〉》，《考古》1959年第6期。）， 对国内采取现代科技方法进行瓷器研究的这一开端表示热情的欢迎。这篇书评说：“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所最感兴趣的，不是作为古董来玩赏的古瓷，而是制造这些古瓷的陶业工人。我们所以要分析和鉴定古代陶瓷的原料的成分、成品的物理性能和制造技术，只是因为它们是陶瓷工人的技术知识和手艺技巧的表现。此外，古代陶瓷工业还有另一方面，便是当时的审美观念。这便须要研究古瓷的器形 和花纹。……如果忽视了这一方面，仍不能算是对于古瓷的全面研究。”后来，正是在夏先生的约请下，周仁和他的几位助手对古代陶瓷标本进行大量的分析鉴定工作。这便使中国陶瓷史研究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此外，夏先生的研究还涉及科技史领域的其他许多方面。例如，《元安西王府址和阿拉伯数码幻方》一文，讨论了中国引进阿拉伯幻方和数码字的经过，属数学史问题；《我国出土的蚀花的肉红石髓珠》一文，讨论石串珠蚀花技术及其年代和地理分布，属化学史问题；《梦溪笔谈中的喻皓木经》一文（注：《考古》1982年第1期。）， 对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部重要技术著作，进行整理和校释；《略谈番薯和薯蓣》一文（注：《文物》1961年第8期。）， 所论则属农业作物史上的问题，等等。
五
利用考古学资料探讨中西交通史上的问题，是夏鼐先生学术研究的又一重要的方面。他所进行的研究，既包括中国古代通过陆上的丝绸之路与波斯、拜占庭、阿拉伯等国家之间的交往情况，又包括海上交通和古外销瓷等问题。
夏先生对我国各地出土的波斯萨珊朝文物作过许多研究，例如对新疆、青海、西安、洛阳和定县等地出土的钱币，大同、西安和敖汉等地出土的金银器皿，新疆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织锦，都曾撰写专文进行考察。在逐项具体研究的基础上，他又先后发表《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注：《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和《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注：《考古》1978年第2期。）两篇综合性文章， 进一步讨论中国和伊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还对中西交通的路线提出创见。
我国各地发现波斯银币的地点，大多数分布在“丝绸之路”的沿线，或者在它东端长安、洛阳到其他城市的延长线上，共计30余批1100多枚。据夏先生鉴定，这些波斯银币分别铸造于萨珊王朝中期和后期的12个国王在位期间，从沙卜尔二世（公元310～379年）到最后的伊斯提泽德三世（公元632～651年），延续近350年。 其中半数属库思老二世式的阿拉伯-萨珊银币。铸造地点明确的，几乎都在萨珊帝国的中部和东部。他认为，这些银币的发现反映了萨珊帝国的权力起落和经济兴衰，也反映了它作为中国和东罗马（拜占庭）之间的贸易中间站的历史地位与发展情况，并且恰好能同中国史书的有关记载相互印证。特别是根据青海西宁的发现，他引证《法显传》、《宋云行记》和《高僧传》等书，提出从公元4世纪末到6世纪初，即东晋南北朝时期，中西交通路线除甘肃河西走廊一线外，西宁也在重要的孔道上。他说，当时由西宁进发，或经柴达木盆地北行过当金山口至敦煌，然后西行进入新疆，或经柴达木盆地南缘越阿尔金山至新疆的若羌，这条偏南的交通线之所以骤形重要，应与吐谷浑的兴盛有关。在夏先生提出此说以前，中西交通史研究者对这条路线却不够重视。
夏先生根据一些地方发现的萨珊式金银器和织锦，深入讨论波斯文物在中国的流传及其深刻影响。他说：在唐朝以前，萨珊朝金银器已输入中国，唐朝初期输入更多，并有中国的金银匠人模仿制作，可能也在波斯匠人在中国制作的。萨珊帝国复灭以后，直到安史之乱，仍有这种风格金银器的输入或仿制。中国制造的仿制品，一般器形和波斯所制大致相同，但花纹常是唐代的中国风格。而在瓷器、漆器和铜器中，也有模仿萨珊式金银器的情形。他又曾指出：古代丝绸的织造技术有两种不同的传统，中国汉锦是经线起花的重组织，西亚和中亚的织锦则采取纬线起花的方法织成；新疆发现的资料表明，中国丝绸的织造技术和花纹图案，经过魏晋南北朝到唐代，由于西方的影响发生很大的变化，6 世纪时有一种可能为外销而生产的萨珊式花纹经锦，后来中国织锦的织法也改用纬线起花。这些都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互相取长补短的具体事例。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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