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某些北朝和隋唐墓葬中发现的东罗马和阿拉伯的金币，夏鼐先生也都进行过考释（注：《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见《考古学论文集》；《西安土门村唐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考古》1961年第8期；《赞皇李希宗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考古》1977年第6期；《西安唐墓出土的阿拉伯金币》，《考古》1965年第8期。）。据鉴定，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所出三枚属狄奥多西斯二世（公元480～450年）和查斯丁一世（公元565～578年），西安土门唐墓一枚则为公元635 年阿拉伯人开始占领拜占庭部分地区后的仿制希拉克略式，而西安窑头村唐墓出土的三枚阿拉伯金币则被判定为公元702 年阿拉伯首都大马士革的铸品，是我国第一次发现的奥梅雅朝（白衣大食）时期的金币，也是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伊斯兰铸币。夏先生在文章中根据这些金币，分别讨论了中国和拜占庭、阿拉伯之间的友好往来及相关问题。
对于东西交通的海上航路问题，夏先生同样十分注意。他除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南京东晋王氏墓出土印度所产“金刚指环”、广东英德和曲江的南朝墓出土波斯银币等早期物证外，又专文讨论了泉州两种文字合璧的元代也里可温墓碑（注：《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考古》1981年第1期。）， 扬州拉丁文的元代天主教徒墓碑及广州明墓出土的威尼斯银币（注：《扬州拉丁文墓碑和广州威尼斯银币》，《考古》1979年第6期。）。 先生还较早地研讨中国古外销瓷问题，曾于1963年撰文介绍东非各地发现的中国宋元以至明清瓷片，特别提到他本人于1938年至1939年两度前往埃及福斯特遗址调查，亲手采集到当地仿制的青瓷和青花瓷残片，说明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之间悠久的历史友谊（注：《作为古代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文物》1963年第1期。）。后来，他又根据在瑞典看到的一大批18 世纪中国烧制的“洋瓷”，讨论中国瓷器在当时采用西方的珐琅彩和“泰西画法”的情况（注：《瑞典所藏的中国外销瓷》，《文物》1981年第5期。）。
夏鼐先生的《真腊风土记校注》一书（注：《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7年。），对元代周达观这位温州同乡根据亲身经历记载柬埔寨吴哥时代真实情况的名著进行全面校勘和缜密注释，是他对中外交通史研究的又一重大贡献。《真腊风土记》是同时代人对吴哥文化极盛时代柬埔寨的唯一记载，为国内外学术界所重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人即有多种译注问世。夏先生以数十年的积累，收集十多种刊本、抄本，以及中外学者的有关论著，博采众说，择善而从，使之成为目前最好的、可依赖的一种本子。这也充分反映他在文献考据方面令人叹服的功力。
附记：本文是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一书所写专文，现值夏鼐先生诞生90周年，本刊特刊此文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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