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先生对古代葬制方面的问题，更是从考古发掘所见实际情况出发，考证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对照起来进行研究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以前，在许多论述中对如何区分棺椁存在着一定的混乱。夏先生于1973 年发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棺椁制度》（注：《考古》1973年第6期。）一文进行辨析， 认为椁室是用厚木材在墓坑现场搭成的，内棺和外棺则是预先做成的“有盖的木盒子”，可以整体迁移，盛放尸体后套合起来葬入墓中。该文论据中最有说服力的，就是马王堆一号汉墓所出四层套棺均内外涂漆，而棺室的各个部位却不加髹饰，彼此区别是非常明显。弄清楚棺椁界限这个葬制上的基本问题，避免继续在礼书记载的个别文字上打圈子，便使棺椁制度的研究前进了一步。夏先生还最早列举汉代“玉衣”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进行考证（注：《关于“金镂玉衣”的资料简介》，《考古》1972年第2期。）， 指出这种葬服在汉代文献中一般称“玉匣”或“玉柙”，偶尔称为“玉衣”，战国墓葬发现的缀玉面幕和衣服可能是“玉衣”的前身，也可能就是《吕氏春秋》中的所谓“鳞施”。他又指出，汉代的皇帝和贵族使用“玉衣”埋葬的重要原因，可能是迷信“玉衣”能够保存尸体不朽。
夏鼐先生对历史考古学的重要分支铭刻学非常重视，集殷周青铜器铭文大成的《殷周金文集成》，就是在他的亲自筹划和具体指导下编纂的。他为《集成》撰写的长篇前言中，对考古学（包括它的组成部分古器物学）和铭刻学的涵义，以及中国铭刻学的特点作了详细的阐述。该文指出，铭刻学研究“包括认识文字、读通文句、抽绎文例、考证铭文内容（例如考证纪年、族名、邦国、人名、地名、官制和史事等），以及根据字形、文例、考证的研究结果，来断定各篇铭文的年代和它们的史料价值。”他说，铭刻学研究除将铭文中的古文字经过考释改写为今日的楷书以外，“它的考证方法，和利用传世的一般古代文献记载一样，完全是属于狭义的历史学范围。”夏先生还严肃地批评，“现下仍有个别搞铭刻学的人，过分强调铭文的解读，有时完全不顾古文字的原则或通例，将一些不易考释的铭文中每字都加考释，每句都加解说，实际上不过是‘穿凿附会’而已。”先生不仅对铭刻学研究发表如此重要的指导性意见，而且亲自进行过某些具体的考证。例如，他曾列举传世秦戈，补释长沙新出吕不韦戈铭文，指出秦戈铭文中“职官名的后面都是或仅举人名，或兼举姓氏和名字，但没有仅举姓氏而不书名字的”（注：《最近长沙出土吕不韦戈的铭文》，《考古》1959年第9期。）。 他又曾根据《宋史》等书记载，印证长沙杨家山宋墓所出残缺姓氏墓志的有关文字，判明该墓墓主应为宋高宗时被秦桧罢官下狱的知名之士王趯（注：《长沙东郊杨家山南宋墓墓主考》，《考古》1961年第4期。）。再如，1972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陕西蓝田新出土的西周铜器永盂时，注意到铭文涉及的人名“井伯”见于穆王时器“长甶盉”和若干恭王时器，其人是周王左右的主要臣僚，因而判定永盂“应是穆、恭时期彝器。”（注：《考古》1972年第1期。）当时， 有一位古文字学家发表考释文章，将永盂考定为恭王时器，认为井伯是恭王时期的人，论证时虽曾提到长甶盉，却忽略该器铭文的“即井伯大祝射”一语，看到夏鼐的文章如此博通金文，赞叹不已。
四
中国科技史的考古研究，是夏鼐先生极为重视的一个方面，他为此花费很大的精力，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50年代初期，他根据自己亲手发掘的辉县战国车马坑和长沙汉代车船模型，进行古代交通工具的复原研究。60年代起，先生又创造性地利用考古学的资料，运用考古学的方法，深入探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领域中天文、纺织、冶金和其他方面的光辉成就，主要研究成果编集为《考古学和科技史》一书。他在1977年发表的一篇同名文章被列于该书卷首作为“代序”，对1966年以来我国考古工作中有关科技史的新发现，归纳为天文和历法、数学和度量衡、地学、水利工程和交通工具、纺织陶瓷和冶金、医学和药物学、农业科学等专题，进行全面的介绍。这实际是想说明考古资料对于科技史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借以促进考古学家与科技史专家之间的协作，共同解决考古学上和科技史上的重要课题，使科技史研究得到更好的发展。
夏鼐先生在中国天文学史方面，主要是对几幅有代表性的古代星图进行了研究。我国古代的星图有两类：一类是天文学家所用的星图，它是根据恒星观测绘出天空中各星座的位置，一般绘制得比较准确，所反映的天象也比较完整。另一类是为宗教目的而作象征天空的星图和为装饰用的个别星座的星图。先生作过详细考察的有：后一类星图中我国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洛阳西汉壁画墓星象图，最早表现黄道十二宫的宣化辽墓星图；前一类中现存年代早的唐代敦煌星图（注：《另一件敦煌星图写本--敦煌星图乙本》，见《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又见《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洛阳西汉壁画墓星象图发现以后，有人对比现代星图提出过解释，由于不了解中国古代天文学和西洋天文学的起源不同，所作解释必然有很多不当之处。所以，夏先生的讨论便从辨明正确的研究方法入手，提出：（1）这星图的内容，并不是比较全面地表现北天的星图， 仅仅是选用少数几个星座，因而只能用我国古代星座对照，不应该用西洋星座对照；（2）这星象图是西汉末年的， 应该以《史记·天官书》作为主要的对比材料，而以《晋书·天文志》所载作为补充；（3 ）比较不能漫无边际，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北天亮星的几个星座和天球赤道附近的二十八宿，它们可能是古人绘制星象图时用以选择的主要对象。经过这样的重新比较，先生确认这星象图既不是以十二个星座来表示十二次，更不是象征十二辰，只是从汉代天官家所区分的“五宫”中每“宫”选取几个星座用以代表天体而已。
夏鼐先生关于宣化辽墓星图的论文，根据辽墓壁画中的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图象，结合大量文献资料，进一步论证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的特点，指出以赤道为准的二十八宿显然是起源于中国，后来由中国传入印度的，而黄道二十宫则至迟在隋代，随着佛经的翻译由印度传入中国（王仲殊在研究铜镜的论文中对此说作过补充）。至于我国二十八宿创立的年代，他认为“由可靠的文献上所载的天文现象来推算，我国二十八宿成为体系，可以上推到公元前7世纪左右。 真正的起源的可能稍早，但现下没有可靠的证据。至于文献学方面的考据结果，也和它大致相符而稍为晚近，现下只能上溯到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而已。 ”夏先生的意见，被公认为中国天文学史研究中对于二十八宿创立年代这个聚讼纷纭问题的较为稳妥的提法。
关于敦煌写本中的两件唐代星图，夏先生将现存英国不列颠图书馆的一件称为甲本，现存敦煌县文化馆的一件残卷称为乙本。他所进行的探讨，首先把甲、乙二本的紫微宫图各星官列成一表进行比较，发现两种星图的内容与《丹元子步天歌》所述最为相近，而与《晋书》、《隋书》二史《天文志》的记述差异较多，但都属于一个系统。继而又就两本之间的大同小异互相对比，感到乙本的原来蓝本在星官数和星数方面，实稍胜于甲本的原本，但仍是一个系统的两个不同本子；至于两本中各星官的形状和位置，一般而论，都绘制得不很正确，却又没有很大的错误。先生又将甲、乙二本的抄写年代和《步天歌》的撰写年代一并讨论，认为《步天歌》的撰述时代不能早于李淳风活动的时代，歌辞和诠释的作者应该都是唐开元年间道号丹玄子的王希明；进而推测敦煌星图的原本应是根据《步天歌图》，它不会比《步天歌》的撰写年代（唐开元时即公元8世纪前半）更早，但其转抄的年代稍晚，甲本在开元天宝， 乙本在晚唐五代。这比英国李约瑟将甲本的年代定为后晋天福年间（公元940年），提早了200年。乙本则是第一次进行如此缜密的研究。
夏鼐先生是我国学术界根据考古资料进行纺织史研究的先驱。早在20年代，西方学者即已进行新疆出土汉代丝织品的研究，我国学者则开始于60年代初期。1961至1962年，先生通过新疆民丰、吐鲁番两地新发现的汉唐丝织品的若干残片和一些照片，参考过去其他地方出土的有关资料，考察汉唐时代绮、锦和刺绣的纺织工艺与图案纹样，并附带讨论中西交通史上的问题。1972年，他又发表《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一文，系统论述我国汉代和汉代以前养蚕、植桑、缫丝和织绸方面的发展情况，并对汉代织机进行新的复原研究，以进一步阐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人类文明的这一伟大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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