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者，别录也。所谓“条其篇目，撮其旨意”者，即《太史公自序》之体，今尚有《孙卿书录》可证。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著于《七略》，载于本传（笔者案：指《汉书·司马迁传》），而张晏复胪举其篇目，其事至为明白，无可疑者。
余氏前一说与王氏《补注》略同（但王氏未说班注用二刘语），后说则与杨氏《窥管》无异。
班氏两注的“录”字指的是原书目录，还是二刘著录，乃问题之关键，可于“无书”两字推求其解。班注两言之“录”字所指相同（笔者案：诸家对此俱无异议）。但“无书”两字的含意，两注则有区别。班注《太史公》十篇“无书”，指无其篇，即缺十篇。《三国志·魏书·王朗传》附《王肃传》曰：“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注：《三国志》（陈寿撰，裴松之注），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版。）王肃乃谓其时《史记》无景帝、武帝《本纪》两篇，是其证。而《夹氏传》之“无书”，显见与此有不同。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卷四曰：
《夹氏传》十一卷，有录无书，然则录存而书亡也，有书当考。（注：《十五史补编》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403页。）
清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二十四曰：
王吉能为《驺氏春秋》。《隋志》：“王莽之乱，邹氏无师，夹氏亡。”此固先有其书，故二刘著录，至班氏乃绝耳。下云“夹氏未有书”，非也。按《后汉书·范升传》：“《春秋家》又有驺、夹，如今《左氏传》得置博士，驺、夹并复求立。”则秘府虽亡，而私学未绝也。（注：沈钦韩《汉书疏证》，光绪二十六年浙江官书局刊本。）
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姚明辉《汉书艺文志注解》等均主此说。（注：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三，史学丛书本。）王、沈诸家俱以为《夹氏传》原有书，后来亡佚。是说不确。《汉志·六艺略·春秋家》小序曰：
及其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粱》、《邹》、《夹》之传，四家中《公羊》、《谷粱》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汉志》小序本之《七略》，这是众所公认的事实。据小序“夹氏未有书”，知二刘时夹氏仍以口说流行，未著竹帛。班注所谓《夹氏》“无书”，当是本来就无书，非其书后来亡佚。《夹氏》既不曾有书，是否有如余嘉锡氏所说“自叙”之类文字，不得而知。但余氏谓《夹氏传》即使无有自叙，也不能说刘向无从著录，这个意见有理。（注：吴承志《横阳札记》卷九（南林刘氏求恕齐刊本）谓“夹氏无书，向、歆何缘凭校，《录》、《略》何缘录著目”，因推断《汉志》两注皆蔡谟《汉书音义》“所辑孟康诸家语”。余嘉锡氏斥之：“意为穿凿，纰缪甚殊。”是也。见《余嘉锡论学杂著》，第4页。 ）详审《汉志·春秋家》小序“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两句，当理解为《邹氏》有书“无师”，而《夹氏》“无书”则有师，否则《夹氏》无以传世。《夹氏传》乃依《经》释义。今文《春秋经》十一卷，（注：见《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六艺略·春秋家》著录。）《公》、《谷》、《邹》、《夹》四传同，故刘向因以著录“《夹氏传》十一卷”；又《夹氏》有师说传，刘向得以“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序》。）所以，刘向《别录》有《夹氏传叙录》，刘歆《七略》亦有著录，当无疑义。班注《夹氏传》“有录”，指的就是二刘著录。我们又可从阮孝绪《七略》获得确证。《七录》曰：“建武中，《邹》、《夹》皆绝。”（注：《广弘明集》卷三，四部丛刊本。）《夹氏传》在东汉建武时亡绝，它纵是原有“自叙”之类文字，班固也无由见及。故班注之“有录”，非指《夹氏传》自叙之目录甚明。同理，班注《太史公》“十篇有录无书”的“录”亦非“太史公之录”（《太史公自序》之目录）。王氏《补注》释班注“有录”为“见于二刘著录”，不误。而余嘉锡氏既谓“录者，《别录》也”，又谓班注此用《七略》之语，则有所不通。
（二）班注“十篇有录无书”表明西汉秘府本《太史公》为完帙，东汉兰台本缺十篇
班注“十篇有录无书”的“录”指《别录》、《七略》著录，那么，二刘著录的《太史公》必为百三十篇。《汉志·六艺略·春秋家》“《太史公》百三十篇”即本二刘著录之旧。
杨树达、余嘉锡二氏认定“十篇有录无书”这句话是《七略》之文。若准此说，二刘所校西汉秘府本《太史公书》缺十篇。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违刘氏著录之例。刘向校书撰诸书叙录，本有“定著”之例。凡于某书叙录所列篇数篇目，皆校定后的实际数目，是谓“定著”。考今存《别录》遗文，（注：见姚振宗《七略别录》辑本，师石山房丛刊本。下引《别录》佚文并出是本。）概无例外。如《列子书录》，先列有“天瑞第一”至“说符第八”八章篇目，次叙曰：
右新书定著八章……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除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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