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管子书录》：
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
今《汉志·诸子略·道家》有“《列子》八篇”，“《管子》八十六篇”。凡此皆本刘向之所定著，《别录》、《七略》之所著录。若谓刘向所校《太史公书》缺十篇，定著必百二十篇。刘氏岂能虚列所缺十篇以凑足百三十篇数，自违“定著”之例？故“十篇有录无书”非《别录》、《七略》之语明矣。兹再举《汉书》著录《史籀》一书作证。
《汉志·六艺略·小学家》有“《史籀》十五篇”。班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史籀》原书十五篇，《别录》、《七略》有著录。是书东汉建武时亡佚六篇，班固所见只有九篇。《汉志》所录“《史籀》十五篇”，仍依二刘著录。班注“建武时亡六篇”，断非用二刘语。此注换言之即“六篇有录无书”。由此可证，班注《太史公》“十篇有录无书”系班氏之语，以明其所见东汉兰台本《太史公》缺十篇，非援引《别录》、《七略》之文。
又，《别录》、《七略》唐时犹存，《隋书·经籍志》有著录。（注：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序》曰：“二刘之书同亡于唐末五代。”）《史》、《汉》注家如刘宋裴骃、唐人颜师古、司马贞等当见过二刘书。然《史记·太史公自序》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曰：十篇缺有录无书”；《索隐》引“《汉书》曰：十篇有录无书”；《汉书·司马迁传》颜师古注更指明该传“而十篇缺有录无书”一节“乃班氏作《传》语”。倘若《别录》、《七略》有“十篇有录无书”之语，诸家何以舍近求远，从《汉书》、《汉书音义》中转手引来，而不径引《别录》、《七略》？诸家不引二刘书（笔者案：亦无人说过二刘所著录《太史公》有缺），则二刘本无是语，自不言而喻。可以肯定地说“十篇有录无书”是班固自家语，把该注视为《别录》、《七略》原文，从而推论刘向所见西汉秘府本《太史公书》缺十篇，是缺乏充分的理由与证据的。
余嘉锡氏曾将《汉书·司马迁传》里的上下两段文字，即“而十篇缺有录无书”一段与“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一段联系起来作了以下推论：
当以“迁既死”云云遥承上文“有录无书”，详审文义，盖十篇之缺实在迁死之后，故曰“其书稍出”，明其出之未全。逮杨恽宣布其书，而此十篇竟不复传，但有录而已。今本十篇虽存，然非杨恽之所宣布，刘向、班固之所著录也。（注：载于《余嘉锡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0页。）
余氏此论颇有商榷之余地。这个问题涉及司马迁书藏、传两本之事，略述管识如下：
据《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死后，《太史公书》在社会上渐有流传。“惟其书重大，往往有单篇别行者。”（注：贺次君《史记书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加之汉廷于是书有禁，（注：参见《汉书》卷八十《宣元六王传第五十·东平思王刘宇》。）传播范围当很有限。班氏因言“稍出”，自然是“出之未全”。但传出之未全，并不等于其所从出之母本有缺，因为此时杨恽还未宣布其家藏《太史公书》。又班氏所谓“其书稍出”者系出自何本，未予说明，但杨恽家藏本并非唯一的本子。（注：桓宪《盐铁论·毁学篇》载“大夫曰”节引《太史公书》的《货殖列传》文。此“大夫”即桑弘羊。桑氏论盐铁在昭帝始元六年，其时杨恽家藏本《太史公书》未宣布，桑氏所见很可能是秘府本。）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都说过，《太史公书》著成后写有两本：“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注：《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第三十二》引《报任安书》。）司马贞《索隐》曰：“言正本藏之书府，副本留京师也”，（注：《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司马贞《索隐》。）甚是。正本（即“藏之名山”本）实藏于西汉秘府；（注：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曰：“所谓（杨恽）宣播者，盖上之于朝，又传写以公于世也。”（笔者案：王氏说与司马迁本人所言其书“藏之名山”不合，今不从）。《太史公行年考》载于《观堂集林》卷十一，乌程蒋氏密韵楼刊本。）副本则留在京师，后来杨恽所宣布的本子即是。姑退一步言，就算杨恽宣布的《太史公书》缺十篇，也不能据以推断“此十篇竟不复传”。因为“藏之名山（秘府）”的正本仍在，而二刘校录的正是西汉秘府所藏《太史公书》正本，非杨恽所宣布的“副在京师”本。余氏推测杨恽宣布的《太史公书》缺十篇已缺乏凭证，又进而论定此十篇绝迹于世，谓“今十篇虽存，然非杨恽之所宣布，刘向、班固之所著录”，更系失据。
现在，可以对上文作一小结：（1 ）班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太史公》百三十篇”，本之刘向《别录》、刘歆《七略》著录，二刘校录西汉秘府本书时，所见《太史公书》为百三十篇完帙。（2）班固注“十篇有录无书”，是说明他所见东汉兰台本缺十篇。 （3）《太史公书》十篇缺佚，在刘歆《七略》撰成之后。 今推定在两汉交替之际，当无大误。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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