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班固所见《太史公书》四篇重文来自民间传本
上文所引沈钦韩氏有班氏省《太史公》四篇“盖《武帝纪》之类重复者”一说，似乎认为这四篇重复之文系后人续补之篇。（注：《十五史补编》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560页。）姚振宗氏《汉书艺文志条理》卷一更指认为冯商续《太史公》四篇。姚氏曰：
案本《志》是篇“都凡”（笔者案：指《汉志·六艺略》总计语）之下注云“《太史公》四篇”，当是冯氏续书。冯氏所续，著录七篇，省四篇，盖十一篇。故班氏、韦氏并云十余篇。（注：《后汉书》卷四十《班彪传第三十》（范晔撰，李贤注），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版。）
《汉志·六艺略·春秋家》有“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颜师古注：
韦昭曰：冯商受诏续《太史公》十余篇，在班彪《别录》。商字子商。
又，《汉书·张汤传赞》颜师古注：
如淳曰：班固《目录》：冯商，长安人，成帝时以能属书，待诏金马门，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
班、韦二氏俱称冯商“受诏续《太史公》十余篇”，而《汉志》仅录七篇，其余诸篇班氏未加说明。姚氏认为班固“省《太史公》四篇”非司马迁文，而是冯氏续《史》四篇。此说得到后来不少学者认可。笔者认为姚氏这一案断实有可议之处：
其一，司马迁《太史公书》是一部完成了的著作，该书百三十篇，二刘有录在案。冯商续《史》，其书别行，与司马迁书不相混杂，《汉志·六艺略·春秋家》有“《太史公》百三十篇”，又有“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当本《七略》所录之旧。两书书名不同，又分别著录，区分一清二楚。班氏省的是“《太史公》四篇”，非“冯商所续《太史公》”四篇，这也是明白无疑之事。
其二，冯商曾事刘向，又奉诏续《史》，当见过秘府本《太史公》全书。所续诸篇，盖接司马迁书之后，另撰史传，如范晔所谓“颇或缀集时事”，（注：《汉书》卷七十六《赵尹韩张两王传第四十六·赞》：“冯商传王尊。”又《汉书》卷五十九《张汤传第二十九·赞》：“冯商称：‘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论者或据以为冯氏有《张汤传》，疑不确。《史记·酷吏列传》有张汤传在（班固《汉书》全本之）冯商续史，不当有与史公重复之传。）继踵迁书之类。冯氏所续，今可确考者《王尊传》（注：余嘉锡曰：“班固所见本，或已将冯商所补四篇合为一书，固以为是特补《太史公》，非所自续也，遂省去之。”见《余嘉锡论学杂著》，第24页。（笔者案：余氏谓冯商补《太史公》缺篇，有说无据。）即是。冯氏续书中不可能出现与司马迁《太史公书》相重复、雷同之文，否则是抄《史》，而非续《史》。姚振宗氏既谓班注“出重十一篇”中有《太史公》四篇，也就是承认班氏所省四篇为《太史公书》中重复之篇，却又说此四篇是“冯氏续书”，前后说相矛盾，难以自圆。
其三，若冯商所续《太史公》确有“十余篇”，刘歆理应从实著录，何以《七略》只录七篇？若班固所见《太史公》确混入冯商续书四篇，（注：有关西汉时期《太史公书》在民间流传的情况，可参见陈直氏《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一文。载于《司马迁与〈史记〉论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则应当把这四篇回归“冯商所续《太史公》”，何以班氏径自删省之，而于冯书下不置一辞？
其四，冯商“受诏续《太史公》”，班、韦皆曰“十余篇”，确切篇数无以考详。姚氏以《汉志》著录七篇，加之班氏所省四篇，得十一篇，则将“十余篇”坐实为十一篇，别无所据。
以上四条，可证姚氏谓班固所省《太史公》四篇是冯商续书，无足据信。笔者认为，姚说之误，是把如淳所引“班固《目录》”的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与《汉志》著录的“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混为一谈。其实，两者并非一事。班固《目录》所言“十余篇”，乃冯商奉诏续《史》篇数，也就是拟续篇数，不等于实际完成篇数。冯氏完成的篇数就是《汉志》著录的七篇。刘歆《七略》可以作证。《汉志》颜注：
《七略》云：商，阳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后事刘向，能属文。后与孟柳俱待诏，颇序列传，未卒，病死。
刘歆言冯商“与孟柳俱待诏，颇序列传”云云，即是班氏所说“奉诏续《太史公》十余篇”事。可知“十余篇”系钦定续篇数。刘歆又曰“未卒，病死”。可知冯商未能完成“十余篇”就病死。他只完成七篇，《七略》从实著录，《汉志》仍之。刘歆与冯商是同时人，《七略》记有冯商死，成书必在冯商死后。刘歆所录所言，无可怀疑。《七略》这条重要材料姚氏未曾留意，可谓千虑一失。
班固所省《太公史》四篇非冯商或其他好事之徒续《史》之文既明，这四篇重复之文的来路就只有一种可能，即来自民间传抄本。
前文已经谈到《太史公书》完成后写有正、副两本。正本“藏之书府”，副本“在京师”，“传之其人”。西汉秘府书受朝廷严格控制，不轻易示人；副本自杨恽宣布之后在民间有了较以前更广泛的流传。西汉元、成以来在社会上流传的《太史公书》，大部分应出自杨恽所宣布的“副在京师”本。（注：见《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序》，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版。）杨恽获罪诛死，杨氏家藏本下落不明，然出自“副在京师”本系统的篇卷乃在传行，不绝于世。两汉更替之际，京师祸乱不已，秘府典籍，重遭劫难，秘府藏本《太史公书》亦未能幸免。班固时所见本有缺佚，即为明证。史称：“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其时又有大批流散于民间的遗文逸典被朝廷征集上来，“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其中就有传于民间的《太史公书》，班固所见本出现四篇重文亦其证。准此，班氏时东汉兰台本《太史公书》，已非西汉刘向、歆所见秘本之旧，它当是以西汉秘府本为主，羼有民间传抄本若干篇卷，也就是所谓“藏之名山”本与“副在京师”本相混合的本子，共得百二十四篇。经班固校定为百二十篇，比二刘著录本少十篇，因注曰：“十篇有录无书”；又有四篇重复，班氏删省之，特加注曰：“省《太史公》四篇。”《汉志》的这两条注文是班固校定东汉兰台本《太史公书》真实情况的说明。这是本文考证得出的第二个结论。
刘向、刘歆所见西汉秘府藏本《太史公书》为百三十篇完帙，至班固时，东汉兰台本已是缺十篇，重复四篇。时隔仅七十余载，该书就有如此大的变化。而班固所见本《太史公书》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地传之后世。据笔者考察，三国魏时张晏所见本就与班固所见本有异；而东晋末徐广撰《史记音义》、刘宋裴骃撰《史记集解》所据本，又与张晏所见本有所不同。那么，张晏胪举班固所见《太史公书》“十篇缺”的根据是什么？班固所说的东汉兰台本缺佚之十篇是否已不复存世等等，都有重新考核的必要。这些问题已超过本文讨论的范围，容作另文论之。
（本文曾发表于台湾《大陆杂志》1995年11月第91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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