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历史著作走近大众。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史学著作如何才能走近大 众、便于大众接受。白先生历来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他于1961年在《红旗》杂志上发表 《历史学科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一文，其中讲到一点，就是史学工作者要注意提 高“文字的表达能力，要能写出正确表达自己意思的文章，并且也要文理清楚，结构完 整”（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286、322-341、307-321、176、185、549、3 70、272、279、8、310、155、202-204、29-3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962年，他在《关于历史学习的三个问题》一文中，专门讲到“史与文的问题”，进一 步明确指出“不学好语文，就不能普及历史知识，不能普及历史教育。”（注：《白寿 彝史学论集》（上），第286、322-341、307-321、176、185、549、370、272、279、8 、310、155、202-204、29-3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从这里可以看出白 先生为什么如此重视史学工作者的语文修养。1981年，白先生在“谈史学遗产答客问” 的系列文章中，有一篇是专谈“历史文学”的。这里说的“历史文学”，是指“历史著 作中对历史的文字表述”。白先生就这个题目，对中国史学上的历史文学传统作了精彩 的概括。他在文章的最后强调指出：“其实，一个历史工作者必须有一定的文学修养。 不要说我们历史上的大历史家都是文学家了，仅就一个普通的历史工作者来说，他对于 文学没有一定的修养，是不能胜任这个工作的。”（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2 86、322-341、307-321、176、185、549、370、272、279、8、310、155、202-204 、29-3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其后，他在他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中 ，又专有一章“历史文学”，进一步明确了它作为史学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和实 践问题的重要地位（注：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第189-229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付排之前，他请了专业的和非专业的一些同 志参加讨论，逐段进行修改，为的是让人们读得懂。正如他在1989年所发表的一篇短文 中所说：
问题研究，出了成果，这就须有所表述。古语说得好：“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把 自己所了解的都表述出来，并不容易。第一，理解得不透彻，就表述不出来。第二，在 文字表述上缺乏训练，即使了解得透彻了，也表述不好。这二者，都是功力上的问题， 只要认识到了，加上不断的努力，是可以不断克服的。现在我想说的是第三种情况，这 是由于作者没有为读者设想，没有尽可能使用为更多人所能接受的语言文字，以致减少 了阅读的群众。抱有这种见解的人，往往有两种认识上的问题。第一，认为文史是两途 ，治史就不必在文字上下功夫。其实，只要写成文字，就是要让人阅读的，能让更多的 人阅读，不比只有少数读者好吗？第二，认为让更多人阅读的作品，总不免于粗俗。其 实，让更多人能阅读的作品倒是更须下功夫的作品，是否粗俗，要看作品的质量，与读 者的多少并无关系。我们要打破这两种认识上的障碍，走出自己封锁的牢笼，走向群众 。这不只关系到个人作品的影响问题，更关系到史学工作的开展，史学工作的社会效益 。（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286、322-341、307-321、176、185、549、370 、272、279、8、310、155、202-204、29-3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从当今史学工作的发展来看，他的这些话尤其具有现实感和紧迫感。
--关心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成长。史学工作同其他任何社会事业、科学工作一样，要 不断有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补充进来，以保持它的活力。白先生作为史学家，又长期在高 等学校执教，不论是从教育事业方面考虑还是从史学事业方面考虑，他都深知培养年轻 队伍的重要。白先生言传身教，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发表的《历史学基本训练有 关的几个问题》（1961年）、《治学如积薪，后来居上》（1961年）、《关于历史学科教学 、研究的几点意见》（1981年）、《要发挥历史教育应有的作用》（1983年）、《在史学史 助教进修班座谈会上的讲话》（1987年）等文章和讲话，都满腔热情地期待着青年史学工 作者的成长，并在许多方面给予具体的、明确的指导（注：以上诸文，均见《白寿彝史 学论集》（上）。）。他不论是讲基本训练，还是讲史与论、史与文、精与博的关系，讲 认真读书、文章章法，讲历史、史学、史学史的关系等，都贯穿着“加速培养后备军” 的思想（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286、322-341、307-321、176、185、549 、370、272、279、8、310、155、202-204、29-3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都结合着史学传统来讲，其中也都包含着他自己的甘苦和经验，使人感到亲近、真 切、可以身体力行去做。1983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举办的史学概论讲习班 结业时，对青年史学工作者讲了这样一番话：
希望大家要认真读书，学历史和学旁的都一样，有一个不断补课的过程，没有一劳永 逸。要不断地补课，有好多课是要补的。过去我们讲历史，不管中国的和外国的，讲社 会生产力总讲得不够。现在，更麻烦了。科学技术在进入了生产力过程以后，就是生产 力了，当它没有进入生产过程时，它也是潜在的生产力。我们为了懂得一定社会的社会 生产力，还要懂得那时的科学技术状况及其在生产上的使用状况。这样我们就须补充许 多知识。此外，经济学、政治学、法学，起码常识都应该有。讲到历史的学术文化问题 就更多了。大量的有计划的补课，对于我们有十分迫切性。思想上不能安于小成，安于 小成就一无所成了。当然，学问是无穷无尽的，我们也不能什么都懂，不能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但总要要求知道得多一点、深一点，千万不要故步自封。（注：《白寿彝史 学论集》（上），第286、322-341、307-321、176、185、549、370、272、279、8、31 0、155、202-204、29-3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不能安于小成”，这是多么恳切的提示和期待。十七八年过去了，当时的青年人现 在已经到了中壮年时期。大家重新再来读一读白先生的这番话，仍然值得深长思之。
从白先生的工作和论著来看，他对于自己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承担的责任，看得很重， 也看得很宽。许多史学家都有一种社会责任意识，但在白先生身上，这种社会责任意识 要更自觉、更强烈一些。这是他六七十年治学道路上的一个最根本的思想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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