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突出的通识器局
中国史学传统上有两个方面很突出，一是贵通识之才，一是贵独断之学。白先生继承 了这个优良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使其具有时代特点和科学精神。
白先生称道史学上的通识之才，他在发掘和阐发这方面的思想遗产的研究上，显示了 他的深思与卓识。他论《史记》“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思想时指出：“《史记》重视历 史变化，重视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变革。……《史记》要求以‘通古今之变’的态度去 看历史，这是跟正宗儒学对立的又一个方面，是跟后者所倡言‘天不变，道亦不变’， ‘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相对立的，也就是以一种历史态度跟武断的非历史态度相对立 的。”他十分重视《史记》的十表，认为：“《史记》十表是最大限度地集中表达古今 之变的。”白先生还深入分析了司马迁提出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原则，认为这 是《史记》“提出来的‘通古今之变’的方法。总的来说，这八个字有要求考察诸历史 现象、诸历史事件全部发展过程的意思。分开来说，‘原始察终’似注意于考察原委者 较多，而‘见盛观衰’似注意于历史的转折者较多。”他进而举出许多篇章对此进行论 证（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下），第308-309、885-886、660页。）。
在中国史学上，司马迁是最早以“通古今之变”为撰述宗旨的史家，他对后世有很大 的影响。郑樵、马端临、章学诚等人都是盛赞贯通古今作史宗旨的。除了古今的通以外 ，还有思想的通，《史通》、《文史通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白先生综合古代史家之 “通”的底蕴，提出以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即世称“三 通”为基础，加上《史通》、《资治通鉴》和《文史通义》合为“六通”，并撰《说六 通》一文。他认为：“在‘三通’以外，加上《资治通鉴》，再加上刘知几的《史通》 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六通’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可合称为‘四史六通’，这是我国中古时期历史著作中的代表作。”（注：《白寿彝 史学论集》（下），第308-309、885-886、660页。）他的文章对“六通”分别作了分析 和评论。
在教学中，白先生也力主“通”。早在1950年，他在《对于大学历史课程和历史教学 的一些实感》一文中，就批评对于中国史学不能贯通讲授的做法，即“教到哪里算哪里 ，教到秦汉就结束了的有，教到了南北朝结束的有。即使勉勉强强地教到清末，也往往 是到后来跑跑野马，并不是事先就有计划。”（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286、 322-341、307-321、176、185、549、370、272、279、8、310、155、202-204、29 -3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他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改进中国通史 教学的具体意见。30年后，他再次批评类似现象：“培养出来的中青年教师，在大学毕 业多年以后，还难以胜任一门完整的课程。甚至于一个教师只能教一章一节的课程，一 门课程好几个人合教。”他针对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两门“通史”的教学现状指出：“ 一门课程搞了四年，要经过好多位教师去讲授，这个‘通’字很难做到，可以说‘通史 ’不‘通’。”他建议压缩通史的分量和课时，多开专门史、断代史、国别史。通史压 缩了，就有可能讲得好，这要求教师“在轻重去取之间，在脉络贯通之间下功夫”，“ 教师要有点‘别识心裁’”（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286、322-341、307-3 21、176、185、549、370、272、279、8、310、155、202-204、29-37页，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1994。）。白先生自己授课多年，教学经验丰富，他的这些见解都有很强 的实践性，容易被人们理解和实施。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白先生的通识主要反映在历史研究中和历史撰述上。关于中 国历史，白先生提出了一个总纲：《中国历史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197 8年）（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286、322-341、307-321、176、185、549、3 70、272、279、8、310、155、202-204、29-3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这篇文章，实际是提出了关于认识和撰写中国通史的一个框架，它涉及年代、社会历史 分期及各个时期的特点，以及与之相关的许多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问题》 （1977年）、《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1984年）二文（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上） ，第3-28，38-40页。），反映了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总的认识。白先生主编的《中国 通史纲要》和多卷本《中国通史》，在内容上悬殊很大，在表述上也风格各异，但在“ 通”字上下功夫，则是一致的。《中国通史纲要》是一部通俗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著作 ，全书仅30万字，为的是便于中外一般读者的阅读和理解。此书的“通”突出地贯穿在 它的体系和脉络方面。
《中国通史纲要》在体系上的特点，是对每一时期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作综合的 叙述。例如，它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同生产力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叙述，把思想文化的发展 和政治状况结合起来考察，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表象的多样性和内在的统一性 体现了历史前进的辩证法则，而《中国通史纲要》的这一体系正是要向读者展示这个法 则。
《中国通史纲要》在勾画历史轮廓时，是采用“粗线条”的手法。这是因为，惟有用 “粗线条”，才能使轮廓清晰、醒目。《中国通史纲要》中的“远古的遗存”跟“古老 的神话和传说”两章，概括了奴隶社会以前的全部历史。而关于奴隶社会，《中国通史 纲要》径自从商代说起，对于夏朝是不是奴隶社会这个目前尚在研究、探索的问题，则 不去深究。根据同样的道理，作者把东周初年和春秋战国作为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 期，而不勉强论证奴隶制究竟亡于何时，封建制究竟兴于何时。至于封建社会，作者明 确提出了“成长”（秦汉时期）、“发展”（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继续发展”（ 五代宋元时期）和“衰老”（明清时期）等四个发展阶段。从1840年至1949年，是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时代，“五四”运动把它划分为前期和后期。《中国通史纲要》勾画的这 样一个中国历史轮廓，既反映了作者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进程的独到见解，也易于给读 者留下鲜明的印象。
多卷本《中国通史》在“通”的方面的要求是：作为通史，一方面，要求全书各卷之 间脉络贯通，要求于阐述沿革流变之中体现“通”的精神，体现历史发展的规律。另一 方面，要求每一卷阐述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诸因素间的关系，包含生产力、生产关系 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各民族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要求各卷阐述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包含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中国与外国的往来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以及 中外社会历史比较研究。此外，在年代上，它始于远古，迄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这也是它在“通”的方面不同于现有许多中国通史著作的地方。当然，由于本书部帙浩 繁，参与撰写的作者人数很多，在对“通”的要求上和体例上各卷情况有所不同，这是 难以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中国史学史研究和撰述方面，白先生的通识同样有丰富的、广阔的展开。他在20世 纪60年代发表的《谈史学遗产》、《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两篇文章，是在具体 研究方面和宏观把握方面对中国史学史作了“通”的概括（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上 ），第462-486页，《白寿彝史学论集》（下）第595-601页。）。他在1986年出版的《中 国史学史》第一册，其中以大约10万字撰成的《叙篇》，就“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 ”、“中国史学史的分期”“有关史学史的古今论述”、“我的摸索和设想”等问题作 了系统的阐说。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叙篇》，是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一部论纲， 其理论上的见解、脉络上的连贯、学科建设上的构想，真正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境地，是 通识的一种很高的境界。
白先生在治史上的通识，还反映在关于民族史、民族关系史、宗教史、交通史、历史 教育等领域的研究中。大家知道，在学术研究中，能够在某个领域中达到“通”的要求 ，很不容易；要达到通识的境界，就更不容易了。清代史家章学诚论文学上的“史部之 通”时说道：
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 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 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潾《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 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 斯为极盛也。（注：《文史通义·释通》。）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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