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关于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及其与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问题。 这是研究中国史学史和发展当今中国史学的一个关键问题。1983年，白寿彝先生在一次 题为《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指出：
我们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是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学的基础上，在对 我们过去的史学遗产的总结的基础上来进行工作。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怎 么会出来一个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那是讲它的原 理、原则方面。但具体起来，它用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就应该有不同的特点。 普遍真理体现在不同民族的、不同国家的特点里面，二者并不矛盾。（注：《白寿彝史 学论集》（上），第286、322-341、307-321、176、185、549、370、272、279、8、31 0、155、202-204、29-3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这个问题提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于：第一，把中国史学遗产研究的重要性，提 高到与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有直接关系的高度上来认识，从而为研究 中国史学确定了位置、明确了方向；第二，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同总结 中国史学遗产联系起来，这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容，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史 学的民族特点找到了具体的形式和实现的途径。白寿彝先生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几十 年的积累。从20世纪60年代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白寿彝先生自己所从事的中国史 学研究以及在他主持下的各项史学史研究，都恪守上述这一基本思想。
再如，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白寿彝先 生在《中国通史》的《导论》中指出：
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的。我们的祖国，曾经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多 民族的统一，……我们经过的统一，有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多民族内部的统一和多民 族的统一，后者又包含区域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 注：《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第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这不仅指出了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且强调了这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 从而避免对这个问题作形而上学的简单化的理解和说明；同时，充分表明了中华民族中 的各个民族在推动祖国统一事业中都曾经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 的“主流”问题，史学工作者尤其是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研究者曾有过激烈的争论。针 对这些争论，白寿彝先生于1981年在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指出：
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 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我看这是主流。这一 点是谁都不能否认的。（注：《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5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面对激烈的学术争论，白寿彝先生高屋建瓴，透过纷繁复杂、矛盾错综的历史现象揭 示出历史的本质，并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局着眼，阐明了这一历史本质的意义和价值。 这一认识对于如何看待现实的中国各民族的关系，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从白寿彝先生的治史宗旨与创新历程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
第一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指导历史学研究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 命力。20世纪50-6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迅速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曾 经出现过对唯物史观作简单化、绝对化的理解和运用，在“文革”中唯物史观更遭到“ 四人帮”的严重歪曲，这是深刻的教训。但这并不是唯物史观本身的“过错”所造成的 。相反，当人们经过“文革”后的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并接触到大量涌入国门的西方史 学的历史理论，冷静地来思考、学习、运用唯物史观时，更加确信了它的真理的价值。 在这方面，白寿彝先生是始终不渝的、坚定的信仰者和实践者，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多 年中在历史研究的诸多领域所取得的许多重大成就，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个阶 段所取得的新的重大成就，都证明了唯物史观对于指导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及其不可替 代的地位。
第二点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充分吸收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具 有中国的民族特点，这是批判继承史学遗产的需要，也是发展当前史学的需要。白寿彝 先生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首先，他十分重视历史资料的多方面功能。他认为， “历史资料，第一，它是记载过去的事情，记载过去的历史，同时，还是用于解释现在 的资料。如果不懂历史资料，我们无法解释现在，对当前的好多问题解释不了。”“第 二，历史资料不止是研究历史的资料，同时还是好多种学科的研究资料”。他进而认为 ，这些资料，既是学术史资料，又是学术资料，“我们可以把它们叫做历史资料的二重 性”（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下），第308-309、885-886、660页。）。显然，对于 历史资料作这样的理解和运用，必然使历史著作不仅反映着中国历史的内容和特点，而 且还带着中国民族的精神传统和思想传统，显示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其次，他十分重视 中国史书的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及其在当今历史撰述上的借鉴意义。他担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和他主编的《回族人物志》，都是对中国史书多种体裁的综合运用和新的创造，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普遍的关注与好评。再次，他十分重视中国史学注重文字表述的优良传统，即历史著作之文字表达的审美要求。他的论著，尤其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论著，大多写得深入浅出，使人读来容易理解，而又深受启迪。至于说到他对回族的深厚感情，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厚感情，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深厚感情，都充溢在他的论著之中，是阅读过他的著作的人都可以感受到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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