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执着的理论追求
白先生史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理论上的兴趣和对真理的追求。
大学时期和读研究生时期的白寿彝先生，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并对朱熹的思想和撰 述有深入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这种兴趣立即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 究方面。从他在1951年出版的《回回民族底新生》一书的末章中，可以看出白寿彝先生 当时已经在系统地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毛泽东关于民族工作的一些论点和论述， 格外为白寿彝先生所重视。从1952年出版的《回民起义》资料集的《题记》中，可以看 出白先生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观察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 系问题，分辨历史文献所反映出来的阶级分野和所记史事的真伪。1954年，白先生发表 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改进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注：《新建 设》，1954（1）。）等文章，表现出一位忠诚于人民的史学家追求真理的自觉和热忱。他 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谈史学遗产》、70年代发表的《中国历史的年代：170万年和3 600年》和《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80年代初发表的《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 几个问题》和《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等名篇，表明白先生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方面已有很深的造诣。白先生在理论上的追求还有更高的境界，那就是力图使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历史相结合，与中国史学相结合。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以及他 主编的《史学概论》，就是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创造性尝试。然而，他对于这两部书并不 是十分满意的，认为在理论上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这又说明，白先生在理论上的追 求是没有止境的。
白寿彝先生对于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理论上的成就与贡献，时时称说，赞叹 不已，并一再告诫我们要认真读他们的著作。白先生培养研究生，也是把提高他们的理 论水平放在第一位看待的。对60年代的研究生，他要求他们学习毛泽东关于批判继承历 史遗产的理论；对70年代末的研究生，他要求他们读《资本论》第一卷；对80年代的研 究生，他要求他们读《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 著作。白先生在理论上的追求和造诣，对后学是有力的引导，也是他本人在学术上取得 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由于历史的环境和各人的经历的不同，在老一辈史学家中，白寿彝先生是在新中国成 立以后，才有机会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他在半个世纪里坚持不懈地运用 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从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享誉国内外的史学家。对于他在 理论上的追求，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概括：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则指导下，结合 具体的研究领域或具体的研究对象，根据充分的和可靠的历史资料，以辩证的和发展的 视野综合种种问题，提出新的认识和新的理论概括。清人黄宗羲强调说：“大凡学有宗 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注：《明儒学案·凡例》。）白寿彝先生 史学的理论风格，正是集中反映出了他的治史宗旨。这就是：其一，对马克思主义唯物 史观基本原理尽可能作深入的理解，并善于灵活地把它运用于指导历史研究。其二，这 种指导作用，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的词句的搬用，而是取其精髓，循其本质 ，或高屋建瓴，或阐幽发微，皆不脱离其根本，而在思想上又有广阔驰骋的空间。其三 ，这种指导作用，是紧密地同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结合起来的，即反映研究领域和研究 对象之丰富而可靠的材料是研究的根据。唯物史观作为分析这些根据的方法论，帮助研 究者从中抽象出正确的结论；这些结论不是唯物史观一般词句的组合，而是在唯物史观 方法论指导下概括出来的新的结论。一言以蔽之，就是对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解和正确运 用。
1978年，白寿彝先生在一次学术报告中指出：
理论方面有两个问题，一是理解，一是运用。理解上，要求完整地、准确地学习，不 容易。怎么样才能做到呢？就是不能离开经典著作的当时历史条件和经典作家的意图去 理解当时的论断。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经典作家的意图去理解经典著作，就不可能完 整、准确。当然这要下更大的功夫。在运用上，往往在理论运用上运用得好，就是对马 克思主义的发展。……要求理论上发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不要求发展，停滞不前 ，让理论僵化，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所以，要有这样的认识，要有这样的责任感，也要 有这样的气魄和信心。这样，对我们提高信心、推动科学发展才有利。如果光是在那里 绕大圈子，没有一点创见提出来，那么，研究工作的意义不大。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理 论指导下，详细占有材料，得出新的结论，就是创造性的结论，就是发展。（注：《关 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328页。）
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白寿彝先生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造性地进行历史研究的 一个总的认识。
白寿彝先生学术研究领域广泛，在交通史、民族史、宗教史、史学史、中国通史的研 究和撰述方面，多有建树。20世纪50-60年代，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重 新认识和阐述中国通史教学体系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在历史学界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表现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国家观、阶级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 观等，都有深刻的理解。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经过理论上的拨乱反正，白寿彝 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理解上和运用上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这个时 期，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等方面，都 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见解。
例如，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分期问题。这是中国通史中的重大问题之一，史 学界在认识上分歧很大。针对这种情况，白寿彝先生在1977年提出这样的观点：“讲社 会发展规律，首先还要讲经济基础。……讲什么呢？生产力、生产关系嘛。封建社会生 产力发展很缓慢，抓这个，困难大。生产关系抓哪一个呢？要抓农民阶级，但是首先要 抓地主阶级。为什么？因为地主阶级是封建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看封建社会变化，在 地主阶级身上体现得清楚些，材料也多些。有了这个材料，再分析农民阶级、分析农民 战争，就好办得多。……还有一个，从民族关系上来分析”（注：《白寿彝史学论集》（ 上），第286、322-341、307-321、176、185、549、370、272、279、8、310、155、2 02-204、29-3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显然，这个问题的提出，在学术 上带有突破性的进展，其根据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学说和辩证法思想。后来，白 寿彝先生把这个见解进一步展开，具体论点是：世家地主、门阀地主、品官地主和官绅 地主是地主阶级演变的几个主要标志；据此，他把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成长时期（秦汉） 、发展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继续发展时期（五代宋元）和衰老时期（明清--鸦片战 争前）。结合这一论述，他还同时考察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考察了农民阶级身 份的变化、国税与地租的分离、农民起义口号的演变、民族关系的密切、中外关系的发 展等，形成了一个综合多种因素和标志的中国封建社会分期理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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