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网-中国历史之家、历史上的今天、历史朝代顺序表、历史人物故事、看历史、新都网、历史春秋网移动版

杜佑、裴潾是唐朝人，司马光、郑樵是宋朝人，章学诚把他们的著作看作是“史部之 通”的“极盛”的表现，足见他对“通”的推许。这里，章学诚说得很概括。明清之际 的史家王夫之对《资治通鉴》的“通”有比较具体的说明，可与章学诚所论互相发明。 王夫之这样写道：
    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 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 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注：《读通鉴论·叙论四》之二。）
    章学诚论《资治通鉴》的“通”是在于“合纪传之互文”，是从史事上和体裁上说的 ：而王夫之的这一番议论，则是从内容上和思想上道出了《资治通鉴》之“通”的含义 。
    可见，一个领域的“通”尚如此不易，若干领域的“通”以及各领域之间的“通”， 就更加难得、更加可贵了。白先生正是在这三个层面上的“通”都作出了努力、都取得 了成就的史学家。他关于史学史和民族史的研究，对通史的研究和撰述有促进和深化的 作用；反之，通史的研究和撰述，也有益于对史学史、民族史的认识和把握。从专史中 可以看到通史的背景和修养，从通史中可以看到专史的功力和见识。这是白先生之通识 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也是我们藉以探讨和认识他的史学成就的一条“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