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倡导并实践的“二重证据法”，不仅对疑古思潮的偏颇有所是正，而且对20世 纪中国学术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一研究方法的最早提出，是王国维1925年 在清华研究院任导师时向学生授课的内容，并在其后的《古史新证》一书中加以明确。 王氏去世后又由陈寅恪概括总结，更为学术界所熟知。那么，“二重证据法”是如何形 成的呢？仔细考察王国维的治学路径，我们不难发现，早在1913-1914年，王国维与罗 振玉合作考释汉晋木简，写作《流沙坠简》过程中，就已经自觉地运用“纸上之材料” 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可以视作“二重证据法”的肇始。他运用现代考古学的 成果，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史籍资料，对汉代边塞和烽燧的考实，玉门关、 楼兰及海头城位置的确定，西域丝绸之路的探索以及汉代边郡都尉官僚系统的职官制度 的排列等汉晋木简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问题，逐一做了详尽的考释，博大精深，对后人 裨益极大。此后，王国维将这一科学的考史方法应用到殷墟甲骨、齐鲁封泥、钟鼎石刻 、敦煌文书等出土文物与历史文献的研究之中，更是“二重证据法”的发展和深化，遂 使其研究达到高峰。本文试图就王国维的汉晋木简研究与“二重证据法”形成的关系做 一番探讨，旨在说明“二重证据法”产生的背景及其影响。
一、汉晋木简研究缘起
1901年和1904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Aurel Stein 1862-1942）以探险为名，先后 两次在今新疆、甘肃的楼兰、尼雅、敦煌等地的古代遗址进行发掘调查，所获文物甚多 。他利用当时中国政府的腐败和社会的落后，将这批文物、文献攫掠而去，其中包括一 批汉晋木简和文书资料。斯坦因把释读和出版这批资料的任务委托给法国著名的汉学家 沙畹（Edward Chavannes1865-1918）博士。沙畹对木简作了考释，写成《斯坦因在东土 耳其斯坦考察所得汉文文书》，并在未刊印这批木简释文之前，将手稿寄给了寓居日本 的罗振玉。其时，罗振玉、王国维两人正在从事《殷墟书契后编》的研究。眼光敏锐的 罗振玉，立即看出这批文献的重要价值，他说：“乃知遗文所记，裨益甚宏。如玉门之 方位、烽燧之次第、西域二道之分歧、魏晋长史之治所、部尉曲候，数有前后之殊，海 头、楼兰，地有东西之异，并可补职方之记载，订史氏之阙遗。”[1][（《序》）]于是 ，罗振玉便放下手头的工作，和王国维一起，在没有实物资料的情况下，面对模糊不清 的图版，进行认真而细致的考释，经过四个多月的辛勤劳动，他们终于将这批木简整理 、分类完毕，题名《流沙坠简》，于1914年在日本京都由东山书社出版。
《流沙坠简》共分三部分，其中第一和第三部分--“小学术数方技书”、“简牍遗 文”，由罗振玉考释。第二部分“屯戍丛残”数量最多，内容也最为重要，是全书的精 华所在，由王国维考释。1914年7月17日，在致缪荃孙的信中，王国维谈到了工作情况 ：“岁首与蕴公（罗振玉）同考释流沙坠简，并自行写定，殆尽三、四之月为之。此事关 系汉代史事极大，并现存之汉碑数十通亦不足以比之。东人不知，乃惜其中少古书，岂 知经史籍所不纪之事，更比古书为可贵乎。考释虽草草具稿，自谓于地理上裨益最多， 其余关乎制度名物者亦颇有创获。使竹汀（钱大昕）先生辈操觚，恐亦不过如此。”[2]（ P40）在考释过程中，王国维充分利用出土文物资料（如汉代碑刻、魏晋买地券等），结合 文献资料，运用文字、音韵、典制、地理、官制、语言等多方面知识，就这批木简所涉 及的屯戍情况与制度、名物作了翔实的考证。这是第一部有图影和随文考释的汉简著作 ，对后来西北史地和简牍学的发展，均具有开创之功，影响深远，受到时人的高度赞誉 。鲁迅曾这样评价道：“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 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 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3]（P105）
作为法国汉学家，沙畹对中国历史颇有造诣，在西方汉学界可算作首屈一指的大师。 但是，他毕竟以外邦人的身份研究中国古籍，对汉晋时期的典章制度、地理沿革、军事 术语等稍有隔阂，因而误释、漏释之处甚多。如将“承书从事”这一诏书习语释为“奉 书行事”；军事名词“完坚折伤”释作“守望折伤”；“任城国亢父县”中“亢父”地 名误为“古父”等等，不胜枚举。王国维逐一“予以纠正，皆属精当”[4]（P275）。法 国另一位著名的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也指出：“沙畹为斯坦因 考察团搜集的中国资料所写的著作，必须要添上这些中国学者的修正和补充。”[5]（P4 16）
罗振玉、王国维在简牍分类上，为后人树立了一个范例。《流沙坠简》将汉晋木简分 作三类：小学术数方技书、屯戍丛残和简牍遗文。其中“小学术数方技书”收集了有关 字书、历谱、九九术、占书、医方等内容的简，“简牍遗文”收集了简札片断。王国维 把“屯戍丛残”分为簿书、烽燧、戍役、廪给、器物、杂事六个细目考释。这一分类法 奠定了简牍学研究的基础，流风余韵，绵延不绝。劳榦在考释居延汉简时，就 基本上继承了罗、王二人所采用的分类法。他把居延汉简分成文书、簿录、信札、经籍 、杂事五类。信札相当于小学术数方技书，屯戍丛残则分文书和簿籍两类。文书又分作 书檄、封检、符券、刑讼，簿籍则细分作烽燧戍役、疾病死伤、钱谷器物、车马、酒食 、名籍、资绩、簿检、计簿、杂簿11类。劳榦在自序中说：“这个分类是变通 罗振玉和王国维所设计的《流沙坠简》的分类而成。”[6]（P249）1960年，劳榦 在台湾重印《居延汉简考证》时，又重新将分为七大类计66项。表明他在继承王国维分 类法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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