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汉晋木简研究与“二重证据法”的形成之关系
王国维的治学历程，按照徐中舒的说法：“大抵先生为学次第，可分四期：二十二岁 以前，居海宁本籍，治举子业，兼治骈散文，是为第一期；二十二岁以后，旅居上海、 武昌、通州、苏州，八、九年间，先治东西文字，继治西洋哲学、文学，年壮气盛，少 所许与。顾独好叔本华，尝借其言，以抨击儒家之学，为论至廉悍，其后亦治诗词，于 词尤自负在北宋诸家之间，南宋以下不足论矣，是为第二期；三十一至三十六，五年之 间，居北京，专治词曲，标自然、意境二义。其说极透彻精辟，在我国文学史认识通俗 文学之价值，当自先生始，是为第三期；三十六岁以后，随罗氏居东京，尽弃前学，专 治经史。盖先生此时为学，已入自创时代，故虽由西洋学说以返求于我国经典，而卒能 不为经典所束缚。此时学术最大之新发见有五：一曰殷墟甲骨文字；二曰敦煌塞上及西 域各地之简牍；三曰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四曰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曰 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物既需人而明，人亦需物而彰。而先生适当其时而治其学，于 是先生经史之学，遂成从古未有之盛，是为第四期。”[5]（P198-199）这里所说的第四 期，是指1911年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王国维流亡日本的那段时间。脱离了政治中心的 罗振玉，在大量收集古器物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编撰、校勘、印行。在罗的影响下， 王国维开始从哲学、文学、戏曲之学，转而钻研经史、小学、金石、音韵、甲骨等文献 古籍和出土文物资料。关于这一转变，罗振玉在《<观堂集林>·序》中回忆说：“辛亥 之变，君复与余航海居日本，自是始尽弃前学，专治经史，日读注疏尽数卷，又旁治古 文字声韵之学。甲寅，君与余共考释流沙坠简，余考殷墟文字，亦颇采君说。”[8]从 此，正式形成了“罗王之学”（注：罗、王之学的内容，陈梦家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熟悉古代典籍；（2）并承受有清一代考据小学音韵等治学工具；（3）以此整理地下 的新材料；（4）结合古地理的研究；（5）以二重证据治史学经学；（6）完成史料之整理与 历史记载之修正的任务。”（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50 页。），这是在传统金石学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突破。传统金石学研究仅以零星出土 的古代铜器和石刻为研究对象，偏重于著录和考定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之目的， 范围狭窄，内容有限。这种局限，到了乾嘉学者那里稍有改变。如钱大昕运用文字证史 ，开创金石文字与文献相结合研究之先河。钱氏严密精良的考证方法，如实事求是、无 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穷源、讲求义例和逻辑等，都对王国维的治学产生了直接影响 。他在承袭乾嘉考证学派的基础上，把碑刻文字扩大到甲骨文、金文，并与历史文献互 证，运用得更自觉、更有时代性、科学性，因而能够超越前贤，取得卓越的成就。
如前所述，王国维学术路径之奠立，实从他1912年侨居日本开始。他在日记中说：“ 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为简单，惟学问则变化滋甚。”[12]（P140）而以1914年考释 汉晋木简为转机，确定了他后半生的治学方向。现将王国维东渡日本之后的研究成果列 表于下：
1912年 始读清小学书，撰《简牍检署考》。
1913年 圈注段玉裁注《说文》，作《明堂寝庙通考》、辑《齐鲁封泥集存》并作序。
1914年 与罗振玉合撰《流沙坠简》并为之作序、草《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并作序，校写罗氏《殷墟书契考释》并作序和后序。
1915年 撰《殷墟书契前编》释文，作《洛诰解》、《鬼方昆夷猃狁考》、《三代地理小记》、《胡服考》、《古礼器略说》、《生霸死霸考》。
1916年 撰成《史籀篇疏证》及序、《毛公鼎考释》并序、《汉代古文考》、《魏石经考》、《汉魏博士考》。
1917年 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太史公年谱》、《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及序、《殷周制度论》。
1918年 抄毕并校定《唐写本唐韵残卷校记》，作《重辑苍颉篇》及自序。
1919年 写《殷墟书契后编》上卷释文，撰《西胡考》（上、下）及《续考》，为蒋汝藻编藏书志。
1920年 继续编藏书志，并校阅多种古籍，作《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
1921年 集成《观堂集林》二十卷刊行，撰《唐写本切韵残卷跋》。
1922年 撰《两浙古刊本考》及序，并校《水经注》、《蒙古秘史》。
1923年 撰《殷墟书契考释序》、《魏石经续考》。
1924年 作《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散氏盘考释》及跋、《金文编序》。
1925年 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讲《古史新证》，作《鞑靼考》及年表。
1926年 发表《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序》，刊印《蒙古史料四种校注》。
1927年 撰《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金界壕考》、《水经注笺跋》，6月2日，自沉于昆明湖。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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