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中可以看出，1914年确是一转捩点，从此，王国维在甲骨文、金文、敦煌文书等 研究领域纵横驰骋，挥洒自如，一发而不可收，成为中外闻名的国学大师。而王国维在 简牍与古史相结合研究方面的典型范例，体现在《太史公行年考》一文中。首先，他根 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迁为太史令”司马贞《索隐》注引晋人张华《博物志》载： “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 三年六月乙卯 除六百石也。”考定今本《 博物志》所无的这条记载，“当在逸篇中”。张华所记此条“当本先此，汉记录非魏晋 人语”，且“本于汉时簿书，为最可信之史料矣”，因为木简中所见汉人履历要写姓名 、县乡里名和爵位、年龄。然后他引敦煌所出新莽时木简“敦德亭間田东武里士伍王 参”、“新望兴盛里公乘口杀之年八”和“口口中阳里大夫吕年年廿八”之后 说：“此云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三十八，与彼二简正同”，又参照张守节《正义》 为《太史公自序》“迁为太史令……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句所加注语“案，迁年四十二 岁”，以为张华所记“二十八”当系“三十八”之讹。他说：“《正义》所云亦当本《 博物志》，疑今本《索隐》所引《博物志》‘年二十八’，张守节所见本作‘年三十八 ’。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以此观之，则史公生年，当为孝景 中五年，而非孝武建元六年矣。”即汉武帝元封三年，太史公年三十八岁，由此上推， 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卒年绝不可考，“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 当无大误也”。自王文出，多数学者多宗其说（注：如范文澜在《正史考略·史记》中 ，司马迁生卒年即采用王国维的说法。但郭沫若不同意王说，在《<太史公行年考>有问 题》（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45--450页）一 文中，又从居延汉简中找出十项典型的简牍，列举官职、乡里、身份、姓名、年龄、事 由等，并带年月日，是完整的一个公文格式，认为司马贞所引《博物志》并没有错，而 张守节所言司马迁年42，是综括其一生只活了42岁，由此断定，司马迁的生年应是汉武 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
由于《流沙坠简》成书仓促，加之罗、王二人未见到实物，因而在释文考证方面存在 一些错释、漏释之处（注：除王国维自己对汉晋木简有所修正、补充外，后人屡有改定 ，如贺昌群《流沙坠简校补》、《流沙坠简补正》，陈邦福《汉魏木简义证》，劳翰《敦煌汉简校文》、陈直《汉晋木简考略》、《敦煌汉简释文平议》，方诗铭《 敦煌汉简校文补正》，李均明《<流沙坠简>释文校正》，何双全《敦煌汉简释文补正》 以及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敦煌汉简释文》等。）。王国维也意识到 这一点，《流沙坠简》出版后，每年都要对其进行修改、补充、订正。如1915年“七月 ，补正《流沙坠简》考释三十余处，重阳日读《汉书·功臣侯表》至相如使西域事，因 订正前释《屯戍丛残》廪给类第一简之误，至为愉快”[13]（P101）。北京图书馆所藏王 国维自用本《流沙坠简》一书，将罗振玉和他自己所考证错误的史事，一一加以涂改， 在书的天头上用蝇头小楷写了眉批，惜因时间仓促，未能抄录。赵万里校辑《观堂别集 》卷四中，载有王国维1916年12月所写《流沙坠简考释补正自序》，序文中说：“甲寅 之春，与罗叔言参事共考释敦煌及罗布淖尔北古城、尼雅古城所出木简，阅两月而成。 虽粗有发明，而违失漏略，时所不免。既于考释后序及烽燧表中时一正之。二年以来， 浏览所及，足以补苴前说者，辄记于书眉，共得数十事，写而出之，以质世之读是书者 。”1918年6月21日，在致罗振玉的一封信中，他又说：“昨覆取《流沙坠简》校之， 其永光五年历谱简背末一行新识四字，‘十七日丙戌’下所阙一字当是‘腊’字，《说 文》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此日适冬至后三戌，且此简有伏日，尤当有腊日也。末之字 前不可辨，今辨为‘己亥晦’三字，又前此录文漏去‘十月辛未朔大’一行，而‘十一 月辛丑朔’误书作‘十月’。如能详校一过，则此种处当发见不少也。”[2]（P260）
此后，王国维又陆续撰写了《敦煌所出汉简跋》、《罗布淖尔北所出前凉西域长史李 柏书稿跋》及《仓颉篇残简考释》、《校松江本急就篇》等一系列与汉晋木简研究相关 的文章，都是以敦煌所出汉简综校古籍，上距他与罗振玉合释流沙坠简已有三四年，但 他之所以重视《急就篇》和《仓颉篇》，无疑与其研究汉晋木简有关。1925年应清华国 学研究院之邀，王国维作了《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讲演，开头便强调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并指出古代简牍的两次出土（孔子壁中书、汲冢 竹书），极大地促进了古代学术的发展。20世纪发现的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 ，也为王国维的学术创新提供了契机，此后，他在甲骨、金文、敦煌文书等研究领域继 续拓展，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治学理论和方法--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自己明确提出“二重证据法”这一概念，是1925年在清华研究院向学生授课时 总结出来的，后来编辑成《古史新证》，这是以考古材料与古文献相结合来探求古史真 相的讲义。在“总论”中，王国维认为考证古史必须做到利用遗留下来的古籍与地下发 掘的新材料相互印证，“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 种材料，我辈固得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 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 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14]（P2）。这是王 国维在继承传统史学严密考证的基础上，再加上20世纪初发现的新史料（如汉晋木简等） ，遂促成了“二重证据法”的形成。与王国维同时代的人也指出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王氏 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君（王国维）新得之多，固由于近日所出新史料之多，然非君之 学识，则亦无以董理之。盖君于乾嘉诸儒之学术方法无不通，于古书无不贯串，其术甚 精，其识甚锐，故能以旧史料释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辗转相生，所得乃如是 之夥也。”[8]同时，王国维对史料有一种开阔的眼光，将史料的范围扩大到甲骨、陶 器、简牍、封泥。20世纪前后的金石学较之以前有显著的不同之处，就是古物范围的扩 大与品类的专门化。罗振玉、王国维正是这一学术风气推移的杰出代表。
关于新史料的发现对历史研究的意义，陈寅恪也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 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 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家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 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5]（P26）王国维自己也有所表明，1923年 在为商承祚所著《殷墟文字类编》作的序言中说：“……故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与经 史之学实相表里，惟能达观二者之际，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然后能得古人 之真，而其言乃可信于后世。”[16]（P8）这也正是王国维学术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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