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木简属于考古遗物，考古学的技术和方法在简牍研究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将简牍 研究与考古学结合，代表了简牍研究的新方向。《流沙坠简》是中国学者对近代考古发 掘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的第一本著作，王国维对于研究出土新材料需要科学的田野考古 知识已有一定的认识，如对木简编号的说明，即受到近代考古学的影响。1914年3月， 他通过斯坦因的考古记录，注意到沙畹原书所标有的每支简的出土地点，据此又重新考 定候官、烽燧次第，并绘图列表各一，将烽燧之次第及其所出诸简附于《流沙坠简》后 ，以便进一步研究，并作了如下说明：“余与罗叔言参事考释流沙坠简，属稿于癸丑岁 杪。及甲寅正月，粗具梗概。二月之后，从事写定，始得读斯坦因博士纪行之书，乃知 沙氏书中，每简首所加符号，皆记其出土之地，其次自西而东，自敦一敦二迄于敦三十 四，大抵具斯氏图中。思欲加入考释中，而写定已过半矣。乃为图一表一，列烽燧之次 及其所出诸简，附于书后，并举其要如次。前序考定汉简出土之地，仅举汉长城及玉门 关二事。又考释中所定候官烽燧次第，全据简文。今据其所出之地，知前由文字所考定 者，虽十得七八，今由各地所出之简以定其地之名，有可补正前考者若干事。”[8]
王国维还十分关注田野发掘。1926年，李济主持了山西夏县西阴村的考古发掘，所获 文物运抵北京后，在清华园作了一次公开展览，观者云集，盛况空前。王国维也参观了 展览，“他（李济）回忆起把西阴村出土实物第一次在清华校内作展览演讲时，他的同事 和前辈王国维先生也去参观。李济清楚地记得，王先生对一块带流的陶片（遗址出土物 中没有完整的器物）极感兴趣，他跟李济作了热烈讨论，并揣想原陶器的可能用途，还 与类似形制的铜器作了比较。”[17]（P14）王国维对考古学的关注，来源于对汉晋木简 的整理与研究。因此可以说，“考古学在中国的奠立和发展，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开辟 了全新的途径。中国考古学多年具有的特点，就是与历史研究密切结合，这种特点，在 其先驱人物如罗振玉、王国维的作品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18]。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疑古运动，以顾颉刚为首的“ 古史辨”派对古史、古书提出了怀疑，一时间疑古思潮成为风气。王国维时居古史辨派 的大本营北京，并没有一味附合，相反，却对他们疑古过勇的偏向提出批评。他之所以 将自己最后的著作取名《古史新证》，就是针对《古史辨》而言的，以作补充，匡正。 在该书的第一章“总论”中，王国维说道：“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 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 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而在第四章之后，王国维 根据三、四章“商诸臣”的内容，写了以下一段案语：“右商之先公先王及先正见于卜 辞者，大率如此，而名字之不见于古书者不与焉，由此观之，则《史记》所述商一代世 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 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又，虽谬悠 缘饰之书，如《山海经》、《楚辞·天问》；成于后之书，如《晏子春秋》、《墨子》 、《吕氏春秋》；晚出之书，如《竹书纪年》，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然则 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16]（P52-53） 这种客观公允的治学态度，正是王国维学术风格的集中体现。近二三十年来，大量考古 新材料，如银雀山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定县汉简、郭店楚墓竹简等简帛佚籍的不断 出土，一些久已被学者判定是伪书的古代典籍，如《孙膑兵法》、《鹖冠子》、 《文子》等都重新获得了肯定，证明它们不伪，再次说明了王国维的预见性。
王国维的治学风格，陈寅恪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 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 猃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 地理之作，如……《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 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 及《唐宋大曲考》等是也。”[15]（P6）这是广义上的“二重证据法”，它不仅仅是单纯 的研究方法，还为历史学研究指明了理论方向。20世纪中国学术的一大显著特点就是历 史研究与考古资料的密切结合，这一趋势上溯到罗、王二人整理考释甲骨文、汉晋木简 中已经初露端倪。有学者已经指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是在日本期间确立的。 ”[19]（P178）正是基于他在日本期间主要的学术成就便是考释汉晋木简而撰著的《流沙 坠简》的认识之上所做出的判断。这种实证的方法必须建立在古代文献与地下文物相互 印证的基础之上，而汉晋木简的研究正是形成这一方法的开端。加之王国维综采西洋哲 学、逻辑思维与考古学知识于一体，融会贯通，使“二重证据法”--古文献与考古学 相结合--成为学术研究的新范式。
王国维站在中西文化交融点上，采纳近代西方科学方法，利用各种新材料和多学科知 识研究中国历史，得出新史识，既继承了考据史学的优良传统，又推陈出新，成为承前 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巨擘。王国维的汉晋木简研究及因之而创立的“二重证据法”， 至今仍具有现代启迪意义。诚如李学勤所言：“王国维先生的《古史新证》，以其‘二 重证据法’，从理论和方法上为现代考古学奠定了基础。”[20]（P4）实际上，其影响所 及，不仅限于考古学一门。21世纪历史学研究的趋势便是将现代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相 结合，而这正是承袭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而来。从这一点上说，王国维所开创的学 术传统，借用他评价沈曾植的话来说，即是“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 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8]。
原文参考文献：
[1]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M].北京：中华书局，1993.
[2]吴泽主编。王国维全集·书信[C].北京：中华书局，1984.
[3]鲁迅。热风·不懂的音译[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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