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晋木简研究成就
20世纪初叶，作为四大发现之一（其他三项为殷墟甲骨文、敦煌文书、明清内库档案） 的汉晋木简的出土，更为西北史地的研究注入一股新鲜活力。王国维正是利用这批新发 现的考古材料，将边疆史地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在书中不仅考校文字，诠释词 语，疏通文意，还对与之有关的汉晋历史制度进行考证，其中对遗址性质、汉长城走向 及鄣燧布局、屯戍组织、西域史地、中外交通的研究，对行文关系及文书制度、简牍缀 合及编联的解析，创获犹多，至今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参考意义。下面就王国维考 证的几个主要问题略加说明。
（1）长城方位及烽燧守卫系统
早在战国时期，燕、赵、秦等国就在北部边境一带修筑防御城墙。秦统一后，建成西 起临洮，东至于海，绵延万里的防卫屏障--长城。汉武帝击败匈奴后，为了巩固西北 边防，设城筑塞，“始筑令居以西，列四郡、据两关焉”。终汉一代，对长城不断修 缮完固，规模渐趋宏大。“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 千人。”但是，汉长城的起讫地，史书都没有明确的记载。斯坦因在敦煌以北的一些烽 燧遗址中发现西汉时期的简牍。根据这批材料，斯氏对河西走廊以西的汉代长城和烽燧 遗址进行了广泛而全面的调查，并对汉代长城的位置、走向构筑方式，烽燧的分布状况 、结构和功能，长城与烽燧的修筑年代等问题作了具体分析。王国维同意斯坦因的说法 ，并根据法显《佛国记》、《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和唐人所著《沙州图经》等资 料加以补充。汉代以后的长城，既有所废弃，又有所补修。法显所见“敦煌有塞，东西 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长度缩短，已是颓废之后的汉长城。前凉时李暠又加以新 修，“玄盛乃修敦煌旧塞东西（应为东北）二围，以防北虏之患。筑敦煌旧塞西南二围， 以威南虏”。唐人所记沙州有古长城、古塞城两种遗址，既包括汉长城，又有魏晋时新 修的区段。《沙州图经》载有古长城，正是汉长城旧址，位于敦煌以北，是汉代屯戍之 所，也是“由中原通西域之孔道”[7]。汉时边塞烽燧均沿长城一线设置，职官系统为 郡--都尉府--候官--燧。总括王氏考证内容，兹将汉代边郡都尉府官僚组织系统 列表如下：
（2）玉门关址问题
汉武帝时期，为了保护河西走廊的安全和丝绸之路的畅通，设置了阳关和玉门两道关 卡，作为通向西域的门户。两关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经之路，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 要关口。但是，玉门关的确切地点，唐代以来就不能明指，史书记载互有歧异，各不相 同。斯坦因发现汉晋木简之后，玉门关址问题再度引起争论。沙畹根据斯氏在敦煌西北 约100公里处的小方盘城发现的一枚汉简“大始三年闰月辛酉朔己卯玉门都尉护众谓千 人尚尉丞无署就≈（1922）”以及《史记·大宛列传》的一段记载，汉武帝太初三年，贰 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道远多乏食，且士 卒不患战，患讥。人少，不足以拔大宛。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 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主张汉武帝太初以前的玉 门关应在敦煌之东，是以汉武帝使使遮玉门，贰师将军乃留敦煌，不敢东向以入关也。 敦煌西北之玉门关，则是太初以后所置，因而提出玉门关曾经西迁之说。
王国维同意沙畹的意见，并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进一步指出，酒泉郡治下的 玉门县即为太初以前的玉门关所在地，太初以后的玉门关址，《史记·大宛列传》注引 唐《括地志》云：“玉门关在县西百一十八里。”“县”是指唐代的寿昌县，即汉代的 龙勒县。他还根据上引简文，考定玉门关西迁之年“必在李广利克大宛之后（太初四年） ，西起亭至盐泽之时”[8]。
王国维关于玉门关址的新说，后世学者不断加以修正、补充。劳榦《两关遗址 考》[6]（P537-546）也认为汉武帝太初四年后，玉门关曾西迁至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 但他指出王氏“玉门关即玉门县”的错误，汉玉门旧关在今嘉峪关和赤金峡两处。向达 《两关杂考》[9]（P373-392）根据新发现的敦煌文书《沙州都督府图经》对玉门关的记 载“县北一百六十里，汉武帝元鼎九年置，并有都尉，《西域传》东即限以玉门、阳关 也”以及《汉书·地理志》、《史记·大宛列传》，认为汉玉门关在敦煌西北的小方盘 城，并且“自始置以至终汉之世俱在敦煌。唯至隋唐，则玉门关已徙至敦煌以东瓜州之 晋昌县境”。因而太初三年西迁之说是没有根据的。陈梦家《玉门关与玉门县》[10]（P 195-204）也指出玉门关西迁之事根本不可能，并推测玉门关口应在斯坦因编号T14之西 或西北，即在T11-12或T13-14之间。
劳榦、向达、陈梦家诸人对玉门关址的研究，是继承了王国维的工作并向前推 进了一步。近些年，随着考古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渐趋明朗。1978年 ，甘肃博物馆文物考古队对敦煌以北长城烽燧进行考察，在小方盘城以西11公里的马圈 湾遗址作了发掘，获得1217枚汉简。经过初步整理后认为，玉门都尉治小方盘城，位于 玉门候官治所马圈湾遗址东11公里，大煎都候官治凌胡燧，位于马圈湾遗址西南约50公 里，故玉门都尉与大煎都候官之间的邮书路线为东西方向，都尉府发往大煎都候官的文 书称“西书”，反之称“东书”。据出土简文知，玉门候官治所附近的邮书路线为广汉 燧--候官隧--玉门关。故玉门关当位于马圈湾遗址西侧，即候官燧与临要燧之间。 作为主要交通咽喉的玉门关，当置于驿道上，坐东向西。今马圈湾附近有一高地，驿道 从中穿过，可能成为探索汉玉门关址的重要地点。
（3）楼兰故城和海头城位置
楼兰一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 安五千里”。公元三世纪前后，楼兰突然从史书上消失了。直到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 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首先到罗布淖尔，发现一座古城。此后，斯坦因及 日本大谷考察团的橘瑞超相继抵达该地，并发现一批汉晋木简和文书。德国学者希姆莱 （Karl Himly）和孔好古（August Conrady）根据斯文·赫定所获汉文文书，判定此城即 是楼兰故城。沙畹依据斯坦因所获木简，也持此说。但王国维根据出土的木简，尤其是 “李柏文书”，认为文书出土地点不是楼兰，而是前凉时的海头，即《汉书·西域传》 及《魏略·西戎传》所载的“居庐仓”，《水经·河水注》所言之龙城。其理由有三： （1）斯坦因所获简牍中，提及楼兰的有三处：“帐下督薛明言谨案文书前至楼兰≈还守 堤兵”，“八月廿八日楼兰白疏恽惶恐白”，“楼兰≈白”。仔细观察文书惯例，都在 姓名前署上发书之地，依此，则“楼兰白疏恽惶恐白”必然是从楼兰所发之书。文书既 然发自楼兰，那么，所抵之地不会是楼兰。（2）《水经·河水注》云：“河水东径墨山 国南，又东径注宾城南，又东径楼兰城而东注，河水又东径于泑泽，即《经》所谓蒲 昌海也。”河水即今宽车河、塔里木河，泑泽和蒲昌海即今罗布淖尔。楼兰城当在塔 里木河注入罗布淖尔的西北方。而斯坦因所获木简之地在东北方，与史书记载不合。（3 ）古代楼兰国自汉昭帝元凤四年徙至罗布淖尔西南鄯善后，国号虽改为鄯善，但楼兰城 名仍存。《后汉书·班勇传》载：“议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 路，南强鄯善、于阗心胆，北捍匈奴，东近敦煌。”《杨终传》也载：“远屯伊吾、楼 兰、车师、戊己。”《魏略》记载过龙堆到楼兰，都是说楼兰位于罗布淖尔的西北。所 以东方人称“淖尔”为泑泽、盐泽、蒲昌海，从西方来的人则称为“牢兰海”。因此 ，《水经·河水注》引释氏《西域记》有“南河自于阗于东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兰 海是也”。古牢、楼同音，因为从西方来，必定先经过楼兰城，然后至罗布淖尔，所以 称淖尔为牢兰海。据此他断定，斯文·赫定和斯坦因所发现的罗布淖尔东北的古城，决 不是古代楼兰。那么，此城究竟是什么呢？王国维从日本大谷考察团橘瑞超所获的李柏 文书，断定为前凉时期的海头。李柏文书有两份，所言之事相同，所署月日相同，所遣 使者相同，实际上是一份文书及其草稿。由此可知，文书写于此城而非来自他处。其一 书曰：“今奉台使来西月二日到此。”“此”字旁注“海头”二字；其二曰：“诏家见 遣使来慰劳诸国月二日来到海头。”前记“此”，后记“海头”，即知此地在前凉时期 称海头。“海头”一名史书不见记载，可能是在蒲昌海之东而得名。此外，王国维还考 证出古籍所载与海头相当之地，只有《水经·河水注》中的龙城，汉魏时称“居庐仓” ，魏晋以后成为西域长史治所。对西域长史在魏晋至前凉时期的变迁，王国维也做了详 细考证，最后得出海头“为古代西域之重地”。
此后，日本学者森鹿三查对斯坦因的探险报告，并结合橘瑞超所存的照片后，在《李 柏文书的出土地点》一文中认为，照片摄下的“李柏文书”出土地点根本不是楼兰（LA） ，而是斯坦因编号的LK，即海头城，验证了王国维的判定。我国学者黄文弼先后两次考 察罗布淖尔，获简58枚，其中有“居卢訾仓以邮行”。根据简文所记，黄文弼认为龙城 未必确有此城，但实有此地，在蒲昌海东岸。《魏略》中所记的龙堆，即为龙城所在地 。而居卢訾仓的方位，应在蒲昌海东南，与楼兰相对。因此，居卢訾仓不但与楼兰非一 地，与龙城也不相同[11]（P386）。
王国维的汉晋木简研究，开创了西北史地领域的新纪元。这是“地上之材料”与“地 下之新材料”相互结合的典范，也是“二重证据法”的最早实践。尽管由于条件所限， 王国维的考释结论，为不断发现的考古材料和新的研究成果所补充、修正，但是，他利 用汉晋木简文书等新资料，结合史书文献记载的研究方法，至今仍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在20世纪简牍研究史上，王国维具有首创之功，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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