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修史之外，修志也是当时史馆的一个重要任务。如中唐时就有史官要求：国史修撰不仅要依据“行状”，还要广采“四方之志”，以充实国史。⑧唐太宗时期所修《晋书》“书中十‘志’追述至东汉末期，弥补了《后汉书》、《三国志》无‘志’的缺陷。”如“出自李淳风之手的《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记载了古代重要的科学知识，《食货志》多载重要的经济史料。”⑨贞观十五年（641），“五代史”修成后，朝廷又诏令于志宁、令狐德棻等修《五代史志》，至高宗显庆元年（656）成书，后人附于《隋书》后，又称《隋志》。⑩而且研究也认为：“《唐会要》卷63、页码1092将书名误载为《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而非‘记’，但其所指明确无误地是同一种三十卷的著作。此书原本是一部独立的著作，但后来并入了《隋书》，构成了它的志书部分。”（11）这都反映了当时史志合一、机构职能共担的实际情况。当然也要看到，正因史志关系如此密不可分，因而当时所编修文献有的虽以“志”为名，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方志；也有的虽未明确以“志”相称，但却带有一定的志书色彩，这种情况一直到宋代志书逐渐成熟定型后才发生较大变化。
二、从九域图志局到一统志馆：中国古代方志馆的发展
自宋朝起，方志日渐成熟，逐步定型，从而大大推动了独立方志机构的建立与发展。特别北宋九域图志局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独立的志书编纂机构的正式成立。
（一）北宋九域图志局：方志馆的初始形态
宋朝同样十分重视史志编修事业。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开宝四年（971）即“重修天下图经”。朝廷还屡次下诏，要求尽收图籍，汇于京师。当时的史志机构有史馆、编修院、国史院、实录院、日历所、起居院、会要所等多种形式，它们各得其所，各有所长，其规模之大，功能之完备，为历代所不及。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宋初朝廷令史馆负责“重修天下图经”，“或为后来‘九域图志所’之滥觞”。（12）自隋朝起，历代史馆等机构多以修史为主，设局编志则始于宋神宗敕命编纂《元丰九域志》。元丰三年（1080），王存等修成《元丰九域志》10卷，后各时期又屡有增修。而且宋代又是中国方志发展的定型期，这对官方“设局修志”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九域图志局因而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官方修志机构。当然，历来对其名称有不同说法（如还有九域图志所、详定九域图志所等名称），对其成立的确切时间也有不同意见（历史上即有“崇宁末”“大观元年”等多种提法），当今学者有的认为“可以推断‘九域图志所’之设立应在崇宁五年”，有的则认为应设于北宋“元丰三年以前，很可能始设于熙宁七年（1074）”，两者相差30多年；还有的从方志从属于地理书的传统角度出发，视其为“官修地理书之编撰机构”，等等。但综合各方意见看，九域图志局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方修志机构，并由北宋首设一说基本已成共识。（13）
九域图志局设立后，在校订州县户口数、核对州郡等第名号并奏准、校订全国州县并省废置情况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史载：“尝考究其州山川地理，古迹姓氏，应典籍者为书，上于九域图志局”，而且，其对史料收集整理要求甚高，取舍甚严，如“流传鄙俗，难以书于地志”，从而对修志起到了直接的行政指导作用。
九域图志局终于宣和二年（1120），但这一传统仍得以延续。如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诏复置史官，以从官兼修撰，余官兼直馆、检讨”。起初史馆隶属秘书省，后机构名称虽几经变迁，但这一传统并未中断，并基本以“十年一造”的方式延续后世。特别是此时方志已呈定型状态，这对方志编修和方志馆建设事业都有不同程度的促进意义。
（二）元朝：依托翰林院开一统志编修之先河
元朝的史志编修既承袭史志合一之制注重修史，同时方志编修事业也得到较大发展，特别是以《大元大一统志》为标志，开创了国家一统志的编修之先河。
元朝一统志由秘书监组织编修，由翰林国史院负责实施。（14）至元二十二年（1285），元世祖命秘书监“大集万方图志而一之，以表皇元疆理无外之大。诏大臣近侍提其纲，聘鸿生硕士立局置属，庀其事”（15）。二十三年（1286），集贤大学士、中奉大夫行秘书监事扎马拉丁奏请元帝，建议编纂大一统志，元世祖忽必烈采纳其建议，命扎马拉丁和秘书少监虞应龙等主其事，于是秉承“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的理念，开始依托翰林国史院修全国总志。据载，此院与史馆原非同一机构，后合二为一。它位于“大内以北，傍依积水潭畔”，“其地高爽，古木层荫，与公府相为秘荫，规模宏敞壮丽。”（16）经过八年努力，至元三十一年（1294）《大一统志》755卷编成。至大德七年（1303）又增为1300卷。该志首创“一统志”先例，它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所提供的许多重要的史料文献，对之后明清修一统志和全国各地修志事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载：《明一统志》“其义例一仍〈元志〉之旧，故书名亦沿用之”。而这种成就的取得，与翰林院、国史院等史志编修机构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三）明朝：始设一统志馆，官修史志工作强力推进
明朝尊崇“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之说，十分重视修志。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诏令中书省：“将天下城池、山川、地理、形胜，亦皆已成书，藏之内府，以垂永久。”同时又命儒臣魏俊民编类天下郡县地理形势的《大明志》（后由英宗赐名《大明一统志》）。此后，又于洪武十六年（1383）、洪武十七年（1384）和洪武二十七年（1394），多次诏令编修方志。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也曾“诏令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书”，并三令五申督促编呈方志，从而使“今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僻郡下邑，率多有志”。至天顺二年（1458），英宗认为“修志乃国家大政所关”，故命敕李贤等修《大明一统志》，以“继成文祖之志，用昭我朝一统之盛”。此志也于天顺五年（1461）修成。“尤其是《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的编修，设立了一统志馆，并设有总裁、副总裁、纂修、催纂、誊录等人，形成一套系统的编写班子，这一模式不仅影响了《大清一统志》的编修，而且使明及以后的府州县地方志书的编修有所遵循。”（17）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史、志关系同样十分密切。如注意到“志书修撰的好坏往往是正史成败的关键。所以明史馆在撰修元史志书时一反厌元态度，对元史的地理、河渠、食货、兵、刑法、百官等志倾注了特别的热情”（18）。有的史馆还直接承担了方志编纂任务，如明初修《元史》时，便有《天文》《五行》《职官》《兵》《刑》和《河渠》等诸志。另“据《謇斋琐缀录》载：景泰间，朝廷打算修《续通鉴纲目》，但当时正在修纂《寰宇通志》，所以只能‘伫俟志书完日开馆’”（19）。又如，为强化“一统志”的编纂工作，明初由翰林院组织编修，而至景泰五年（1454），代宗又专设一统志馆，这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无疑把方志馆的发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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