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术将为天下裂”，正是时代发生重大变革的学术体现。与华夏社会内部之历史变革相对应，中原与周边民族的冲突，是春秋时代之另一形势特征。早在夏代之前，中原即成为天下文明的中心。《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2]1641，即是当时现实的反映。延至商与西周，华夏天子为天下共主的局面，得到进一步加强。至西周末年，局势骤然改变。此时戎狄起于西北，吴越兴于东南，内外夹击之下，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名存实亡。幽王之被杀，即与戎狄叛乱直接相关。《春秋左氏传·昭公四年》云：
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2]1202
由此平王避戎难东迁，从而进入了东周。东周以降，随着列国内乱的加深，四夷侵扰更加严重。《春秋》鲁僖公四年经文云：
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8]212
《公羊传》释曰：
师在召陵，则曷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8]212-213
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正是当时华夏中原与周边严峻形势之真实写照。
内忧外患交并的时代，也是思想与文化活跃的时期。国家正统意识的产生，民族观念的形成，历史意识的觉醒，即是《春秋》一书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
国家统绪意识或国家正统意识，是上古时代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夏、商、周三代，均以中原地区为政治中心。王朝依次更替，国家统绪意识即“中国”正统意识则一脉相承。何尊铭文载：“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①。周代商而“奉天承运”，正是华夏正统意识传承不断的证明。春秋时代，伴随着中原华夏与周边“四夷”交往的日益加深，“中国”正统意识进一步强化。
“中国”意识的强化，也促成了民族观念的形成与“族类”意识的觉醒。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是中原与周边政治形势的具体反映，也是民族文化忧患意识的深切表达。如果说“兴灭继绝”，是纵向思考的结果，“尊王攘夷”，即是横向推考的结论。“尊王”与“攘夷”，正是华夏民族意识觉醒的集中体现。
民族文化的延续，离不开历史的传承，民族文化之“枯而复生”，也与历史之存续息息相关。中华古国，特别重视历史与文化的传承。早在二帝三王时代，即开始“有册有典”[9]426。至春秋时期，历史传承意识已十分成熟。所谓“史官文化”，即是对上古历史的高度概括。
“天子失官”，学归民间的现实，加深了士人的文化传承意识。历史巨人之志业，反映了历史与文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时代精神的特殊反映，时代愿望的集中表达。《论语·卫灵公》云：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10]215
《论语·八佾》云：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10]33
从表面看，两段文字所体现的，均是孔子的文献传承之忧；本质上观，则是民族文化存续之忧。《论语·子罕》曰：
子谓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10]113
朱子注“斯文”曰：“盖礼乐制度之谓。”[11]36由文王创建，代表着三代文明之最高成就的西周，是孔子心中的文化盛世。“天之将丧斯文”，是文明衰落的哀叹，是时代意识的反映，也是时代精神体现者文化传承之忧的深切表达。《孟子·滕文公》云：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12]178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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