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等生活方式的形成，与《春秋》精神之教化与规范分不开。作为民族精神之特殊载体，《春秋》之于华夏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民族文化传统的发扬，影响更为巨大。中原地区的内乱，周边“四夷”的侵扰，是中国古代文化道统延续之两大忧患。由此，“尊王攘夷”便成为中华历史之巨大课题。作为这一思想的“原典”，千百年来，孔子之《春秋》一直闪烁着独有的精神之光。逢乱世，其影响感召力弥强。两宋之际，在抗击金兵、收复中原的大背景下，《春秋》之学日渐兴盛。程门再传弟子胡安国之《春秋传》，成书于“南渡之后，故感激时事……借《春秋》以寓意”[31]219，已然成为彰显“尊王攘夷”精神的时代之作。顾亭林之《日知录》，有“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条。其文曰：
处夷狄之邦，而不失吾中国之道，是之谓素夷狄行乎夷狄也。……夫兴亡有迭代之时，中华无不复之日，若之何以万古之心胸而区区于旦暮乎？④
此亦是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严峻形势下弘扬《春秋》大义，复兴民族文化的心志体现。清康乾之世，出于消灭汉族士子学人民族思想之需要，统治者曾对华夏文化典籍进行大规模的“整理”，“激于时事，语多感愤”的《春秋胡传》乃是最先动手之对象，也从反面证明了《春秋》精神的影响。近代以来，《春秋》一书更成为思想界的精神旗帜。龚自珍力倡之“三世说”，是社会巨变的理论前奏，其基本思想，即本于《春秋》公羊学。及至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在民族文化存亡绝续之秋，《春秋经》依然是引领时代的精神旗帜。章太炎先生曾告诫：遭世衰微，不可忘经国大业，寻求政术，务须历览前史。于《春秋》一书则云：
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自秦氏以迄今兹，四夷交侵，王道中绝者数矣。然猾者不敢毁弃旧章，反正又易。藉不获济，而愤心时时见于行事，足以待后。故令国性不堕，民自知贵于戎狄，非《春秋》孰维纲是？……孔子不布《春秋》，前人往不能语后人，后人亦无以识前；乍被侵略，则相安于舆台之分。[21]卷中
在抗战最为艰苦的1943年，马一浮先生在重印宋本《春秋胡氏传》序中讲：“中国之终不沦于夷狄，赖有《春秋》。”[32]692此与太炎先生的《春秋》之论，精神完全相通。
《春秋》一书对于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作为人类历史之共同财富，这部巨著也是华夏民族给予天下后世的一笔特殊文化遗产。如果说“尊王攘夷”是《春秋》历史精神的体现，“天下大同”，即是《春秋》对于人类文化前景的预测与憧憬。《春秋繁露·竹林》曰：
《诗》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国。”此《春秋》之所善也。[33]15
修文德以怀远，恰是《春秋》民族观念的另一种表述。康有为《春秋董氏学》云：
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34]128
“远近大小如一”，正是“大同之世”文化景观之特别描述。《春秋》“三世”观念乃至“太平世”之理想，既是古代中国人关于人类历史与文化之总结与推测，也是现代化与全球化时代人类关于自己的历史目标与文化理想的独具“中国特色”之表达。作为孔子一生事业之寄托，《春秋》一书对于未来世界之影响，必将伴随着中华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而不断扩大。
余论：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史撰写的精神资源
自20世纪初年梁启超先生倡导“新史学”始，文化史研究即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一个世纪以来，不同类型的中国文化史专著相继问世，但在学术观念、著作体例、研究范围等方面，却存在种种难以取得基本学科共识的分歧。这种局面的形成，既与产生于近代西方的文化史学至今尚未成熟有关，也与中国文化史研究始终未能确立起基于民族文化立场的学科现状有关。近数十年来，随着经济与社会全球一体化趋势的日益明显，各民族间交往的逐步加深，民族文化认同危机不断加重。返本开新，已然成为文化复兴的自觉选择；文化史观照，也已成为观照民族历史的一个特殊视角。在此情形之下，古老的《春秋经》，又一次焕发出旺盛的学术生命力。作为民族文化之经典，《春秋》之学术立场、史学观念乃至治史方法，正是中国文化史撰写的本土精神资源。以《春秋》为精神依托的中国文化史，既非胡适先生所倡导的“用无成见的态度，精密的科学方法”撰写的“全部的中国文化史”，即西方近代史学所追求的纯客观的历史，亦非后现代史学家心目中可以被人任意解说的历史，而是以学术思想、政教制度与民间社会生活所组成的文化生命整体乃至民族交往历史为研究对象，以历史事实为基础且蕴涵着民族文化精神的普遍史。要之，文化史视野中《春秋》文本诠释角度的确立，对于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史之撰写，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