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国峰：少数民族记忆的重建与丝路文化认同的形成(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6:11:25 《贵州民族研究》 姜国峰 参加讨论
一、少数民族主体本位追寻：丝路文化认同的情感性逻辑 众所周知，丝路文化源起于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此后在这条绵延几千公里的古道上上演的是不同民族共同创造的智慧性成果，以及在连接亚非欧桥梁中存在着的巨大文化禀赋。以高山、草地、沙漠、绿洲、游牧等自然环境为基础的宏大文化史诗，有蒙古族、维族、回族、藏族等多个少数民族频繁互动的历史与现实。同时，在中国与印度、波斯、阿拉伯文化相互激荡，与北方少数民族和南方文化共存共生，与绿洲农耕文化、草原游牧文化、屯垦文化互融互助，尤其是四大发明传人欧洲，儒家文化、农作物等传播，既彰显了中华文化在丝路文化中的巨大影响力，又是对各种文明不同理解、接受和包容的过程，最终孕育生成了西域文化、南部绿洲农耕文化、北部草原游牧文化和屯垦文化等四大文化模板，成为不同国度人们畅通交流的共同精神标志，也承载着那些古老民族对现代文明的渴望与探求，成为各国文化中不可分割的原初文化血脉。这也是促成千百年来各民族共同维护、悉心呵护的强大历史根基和现实渴求。 丝绸之路作为人类历史上体量最大的文化互动通道，它联结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互通有无，促成了欧亚大陆在地理空间、文化价值和经济功能上的协同互动，在不同种族中存在着基于类文化的共同记忆基因，以草原、沙漠、茶马古道、海上通道为共同载体，成就了少数民族记忆的传统与现代。由于文化的历史记忆不是凭空生成，而是基于一个民族过往的荣光与辉煌成就了今日的铸造资本，能够在根植于更为广泛的历史坐标中再现不同民族的文化意志，成为牵系多种族存在千丝万缕关联的力量之源。[2] 实际上，当基于共同认知的人类在关于文化标识中凸显着相似的历史记忆时，就能够将原有的抽象表征具象为可以在多种族问无障碍转换的精神符号，并上升至超越传统的现代语境，帮助人类在追寻传统中重构历史记忆的角色和话语体系。在文化认知形成过程中，是一种心理选择和价值判断过程，也是特定民族成员对于包括本民族文化在内的多类文化的感知、注意、记忆和思维，最终形成对以某种文化为身份确认的民族标识识别、情感归属和心灵依附，这种记忆认知的生成，是树立文化认同的本位选择。 为此，需要立足于新的社会空问，围绕地理坐标的时代中轴，重新审视人类在记忆深处突出某种心理活动和现象的表现，寻找属于多个少数民族的共同文化传承和精神传统，使其在认知性个体中找到可以记忆的整体性结构，作为沟连多元文化过去、现代和未来的基础性印记，努力在表象系统的建构中生成相似的情感体验和心理儒化，进而形成感觉记忆和语义记忆；[3]需要立足于新的“记忆之场”，以场所、位置及身份等共同标识为载体，系统梳理少数民族文化记忆的源起、发展与创新业态，构筑具有相同语言基础的文化体系，挖掘不同民族问共同的文化精髓和精神支撑，为促进一脉相承的文化样态“再登场”提供虚拟载体；需要立足于新的表达范式，在绵长的丝绸之路上依托民族、宗教、文化、语言，探讨属于共同历史记忆的艺术表现形式，尤其是善于在矫正全球化和科技主义产生的副作用中，实现不同地域、多个国家和多种民族的“共相” “共通”，以“路”的视域唤起“边缘”的正向文化自觉认同。[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