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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国峰:少数民族记忆的重建与丝路文化认同的形成(4)


    二、少数民族遗产资源生成:丝路文化认同的禀赋性逻辑
    丝绸之路是一个纵深绵长的地理概念,蕴藏着无数的民族资源和丰厚的历史底蕴,尤其是2014年6月中哈吉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一天山廊道路网”成功获批世界文化遗产,成为首例跨国合作申遗的项目,让这条横跨欧亚大陆的古道熠熠生辉。以“丝绸之路”为话语表达的国际大型线性遗产保护的新理念和新方法,体现着将“文化线路”理念与“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机结合,创造着人类历史遗产保护史上的新的视野。回顾丝绸之路的历史与现代可以发现,无数优秀的游记散文、诗词歌赋、民间曲艺、故事传说、建筑艺术等产生于这条古道上,无数的昔日珍品被赋予新的表达方式,呈现出现代歌曲、大型舞台剧、现代服饰等多样化态势,促使着这些优秀的多元文化延拓着丝绸之路的荣光与辉煌,也实现着人类跨越时空、跨越地域和种族的交流,以超过物质形态的遗存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实在”基因。对实施“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是目前国际遗产保护的新趋势,也是由文化资源本身所固有的“共享性”和“相通性”所决定的。实际上, “丝绸之路”本身就是一种集合体,这一集合体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要素和类别。而且,这一集合体并不是单独属于哪个民族,是所有涉及民族共同的财富和遗产。所以,丝路文化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沿线民族共同致力于打造和传承的相通性要素。同样,各民族也都有义务保护丝路文化遗产。另外,“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具有“大范围、大尺度”特点,如果没有沿线国家和政府的合作、合力,是无法实现这一浩大工程的,也无法实现预期目标的。因此,要构建联合保护的机制体系,并结合遗产资源的构架与体量特点,实现“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诉求。[5]
    为此,必须由中国政府牵头,形成整体性跨国遗产保护的战略性理念,将丝绸之路视为一个整体去编制宏观保护性规划和专项战略,为共同保护丝路文化遗产提供重要政策依据,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内容从宏观的遗产类别、遗产元素、遗产空间延伸至微观的村落、桥梁等建筑物和山脉河流等自然景观,拓展遗产保护的时空场域;需要成立一个专门负责“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的多民族联合机构,负责整体保护规划、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等工作。当然,可以将这种管理体系再划分为若干个子体系。例如,根据遗产资源的体量划分为不同规模的路线,形成分工明确的管理维度。跨度较大旅游线路中的遗产资源保护由各国政府共同负责,跨度中等旅游线路中的遗产资源保护由部分国家政府合力负责,跨度较小旅游线路中的遗产资源保护由所属区域政府负责,逐步形成以“文化线路”为纽带的跨国多级合作保护“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运行机制,让那些因沙漠、绿洲、草原、寺院、集会场所、文物古迹等生成的相似性少数民族文化传统有机会携手共进。由于文化是一种概念性的存在,不具有定量的结论表现,也不具有连续性的实体存在物样式。如果单纯地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作为一种实体存在物予以考虑的话,势必会造成因沿线各民族价值取向、风俗习惯的不同产生分歧或差异。所以,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资源碎片化、片段性的遗产资源置于“丝绸之路”大框架中,形成一致性的文化共识,必然能够推动丝绸之路沿线文化遗产资源的整合性保护与创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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