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杨春宇：文明的多重普遍性:社会学本土化的主体、方式与对象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4:11:45 中国社会科学网 杨春宇 参加讨论
社会学的“本土化”是中国社会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从民国至今吸引了几代学人，其中的原因，当然不仅仅是民族自豪感。从老一代社会学家起，重视本土化就构成了中国社会学的核心特征。而中国特殊性作为正当性的根基，也成为讨论中一个常见的预设。 社会学作为一门源自西方的国际性学科，内部一直有对“本土化”的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本土化的问题可以被还原成理论与经验材料之间的张力，因此无需单独讨论；有学者认为本土化议题本身就是西方化的思维方式，体现的是民族国家背景下的权力关系，学术价值不高；更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学的出路在于紧随美国的实证主义脚步，所谓“本土化”是个伪命题。 那么，在这个中国社会学的“圣灵”尚未降临的时刻，如何讨论社会学本土化才有意义? 一、本土化的主体:文明而非国家 以往，我们在讨论本土化时，往往将这一计划的主体设定为国家。这在讨论学科设置、资源配置和学术制度等议题时无疑是有意义的，毕竟作为西方现代性的显著成果，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了全球政治实体的主流，人类最主要的政治组织方式。从学理方面来推敲本土化问题的话，会发现“国家”这个框架远不如“文明”有意义。 现代“民族国家” (nation state) 是基于“民族”结成的政治共同体，而“民族观”又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德国学者赫尔德倡导的以共同血缘和语言为根基的“种族民族主义”，一种是法国思想家卢梭主张的“公民民族主义”，重点在于民众对国家事务的积极参与，比较接近“国民”的概念。但无论哪种民族观，强调的都是人群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经过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确认，成为现代国际政治的基本单位，即民族国家。 但中国在传统上是一个以中央权力为核心，以郡县为施政范围，以藩属和朝贡为羁縻手段的文明体。它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体系，边界和主权并不是统治的核心，只是在受到西方影响之后才采取了民族国家的政治组织方式。因此我们常听到一种说法——中国是一个采取了民族国家外形的文明。 如果我们将“国家”作为本土化的主体，局限显而易见。任何民族国家强调的都是利益和情感归属，如果没有基于文明的知识论和方法论基础，本身并无普遍性可言。本土化如果沿着这样一条瓜分豆剖的思路走下去，社会学知识只会越来越成为各种地方特殊主义的牺牲品，最终沦为利益和权力的代言者。 与民族国家相反，世界上的文明数量有限，而且各有其独特的理念与价值观。西方文化着力于改变现实，印度文化意在逃避现实，而中国文化则强调适应现实。无论如何划分，中国文明都以其独特的性格位居其一。中国文明对于社会有着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独特设想，自成一格。我们在中国从事社会学本土化事业，原本有着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意义。 在理念之外，中国社会在历史上有着颇为罕见的社会复杂性。无论从人口规模、地理空间，还是从社会分层和劳动分工而言，都在前现代世界位居前列。能够长期在这样的社会中实施有效的社会治理，维持社会稳定，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本文认为，对于社会学而言，文明可以提供比民族国家更为坚实的学理基础。关于这一点，可以通过“多重普遍性”概念来加以理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