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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杨春宇:文明的多重普遍性:社会学本土化的主体、方式与对象(4)


    
    四、结语和展望
    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应该是一项以中国文明为主体,通过发掘多重普遍性来丰富社会学既有的理论和范式的学术事业。它不应当是一条以本地特殊性为理由,忽视中国文明内在普遍性的偏僻小径,也不应当是一场将中西两种文明普遍性对立起来的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更不应当是一项闭门造车的盲目工程。它将社会学的根基牢牢扎在更为广泛的人类历史经验基础之上,立足于解释当下,放眼世界和未来。在明确了社会学本土化的主体、方式和对象之后,最后谈一下目前社会学本土化值得努力的两个方向。
    其一,是加深对中国文明中的“兵道法轴心”的认识。“兵道法轴心”的说法,系引用何炳棣的“兵法家轴心”。在何先生看来,中国两千余年来“阳儒阴法”的格局使得人们更多注意官方推崇的儒家学说,而忽略了兵家和法家的实质性贡献。所谓中国文明的“轴心突破”,道家的贡献要大于儒家,因为它为传统思想提供了本体层面的哲学论证。如果从“兵道法轴心”的谱系来看,“道”这样一个玄而又玄的本体,从《孙子兵法》到《老子》,再到《黄帝四经》《鹖冠子》《慎子》《管子》等黄老道家著作,经过“道法转关”的创造性转化,无名无为的哲学概念“道”被落实成了军事、法律、行政、宗教、经济、外交等等无所不包的世俗知识体系,再经过商君和韩非子之手,变成了密于凝脂的国家权力之网。如果没有这样具体而丰沛的知识储备,我们很难想象秦、汉帝国的崛起和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
    其二,是重视“海外民族志”等社会学的国外研究。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决定了这必然是一项跨文化的工程,而且这项工程必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中国社会的研究者可以来自世界各地,视角可以借自世界各国,同样,中国的学者也可以研究各国社会,中国的思想可以被外国人借用。在以往围绕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中,很少有人提及的是,其实现在中国学者的海外田野工作已经蔚然成风,中国社会学的脚步早已跨出国门之外。
    也有学者开始自觉运用源自中国本土的概念来诠释国外社会。高丙中发展了费孝通提出的“世界社会”概念,来对这一领域进行理论总结,并认为这标志着中国从被注视的对象变成了表述的主体,中国社会学有望在世界范围内看到以往西方社会学忽略了的现象和规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新视野》2018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孔敬/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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