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决策者中，摩根索是最积极主张与中国进行合作的一位。推动其帮助中国的原因主要 是他对日本在华扩张的担心。早在白银危机初期，1934年11月20日，他就告诉罗斯福，“美国正在做可能会帮助日本的一切”，他自己好像是被日本所雇佣。到了1935年12月，他甚至怀疑日本正在从中国的白银走私中积累资金用于建造军舰，以便与美国进行军备竞争。因此，在美国1935年11月和1936年5月的两次购银决定中，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扩张一直是摩根索和罗斯福考虑的重要因素。
     摩根索不仅担心日本的扩张，而且，他也忧虑英国对中国货币的影响力。他认为，伦敦和东京都企图把中国的货币与它们的货币挂钩。因此，他对法币与英镑之间的技术上的联系非常敏感。当中国向美国求助进行币制改革时 ，他自然认为这是把法币与美元挂钩的极好机会，故一再坚持其购银的条件。摩根索的做法 印证了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的看法，美国过去在中国的金融问题上，一直是 二流角色，现在却因为白银问题而拥有了巨大影响，中国货币的前途“取决于我们的白银政 策”。
     只是在中国一再拒绝、保证法币不会与英镑挂钩以及日本威胁加剧的情况下，摩根索才放弃了他的条件。需要指出的是，摩根索在决定帮助中国时，常常以恩人自居，视中国为“穷鬼”，充满了白种人的傲慢与偏见。
    对中国来说，美国的《购银法》所造成的灾难实在是飞来的横祸。中国为了摆脱危机可谓绞 尽脑汁，先是请求美国稳定银价，同意以金换银；继之做出放弃银本位的姿态威吓美国的白银派议员；最后不得不下决心改革币制。在与美国交涉过程中，施肇基比较准确地判断出摩根索与赫尔的分歧，因此紧抓住摩根索不放。同时施肇基与孔祥熙的私交极好，两人配合默契，直接联系，绕过了外交部，几乎不受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汪精卫的节制。
    中国政府在这一时期通过中央银行一共向美国出售过三次白银。第一次是在1934年11月，数 量为1900万盎司。孔祥熙等人显然从这次交易中认识到，利用银价飞涨之际，中国可以通 过 向美国出售白银获得外汇来进行币制改革。因此，1935年2月以后，努力说服美国从中国大 量购银成为中国对美交涉的主要目的之一。第二次是在1934年11月，数量为5000万盎司。这次售银加强了受到日本冲击的外汇基金。第三次是1936年5月的《白银协定》，数量为7500万盎司。它巩固了币制改革的成果，弥合了因白银问题所造成的中美两国关系中的创伤。一位美国学者称，由于美国的支持，中国政府在“几乎一夜之间”，没有经过一个金本位过渡 阶段而使其货币现代化。这虽有夸大之处，但的确道出了中美白银交易的重要性。
    考虑到日本对华侵略的扩大，中国通过售银而与美国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是相当重要的。 特别是陈光甫与摩根索良好私人关系的建立，为其以后从美国争取援华贷款打下了基础。而 摩根 索至少在抵制日本对华经济扩张方面与中国达成了默契，把中美财政问题牢牢地限定在“纯 金 钱”的层面上，限制了对日持绥靖立场的美国国务院的干预，从而为1938年以后的名为商业 援华实为政治支持的对华贷款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
     如果进一步把眼界放宽，从中国民国时期的国际关系及现代化进程来考察中美白银外交的话，可能会得到某些有意义的启示。西方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学者常常问道，是哪些力量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命运，塑造了近代中国的面貌？在50-60年代，西方学术界的主流是费正清 等 人所倡导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以及帝国主义的解释模式，在这里，中国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到了70-80年代，美国的中国历史学者又发展出一种被柯文（Paul Cohen）称为“中国中心论”的注重中国内部力量研究的方法。最近，新一代美国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柯伟林（William Kirby）又撰文指出，“民国时代中国对外关系的性质界定并塑造了民国的历史，因此最终也必须根据这一关系的性质来解释民国的历史”。在他看来，中国中心论虽然在过去20年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做出了许多贡献，但解释民国史未必有效，因为这一时代的所有大事都有国际的背景。“ 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用一句德语来说，彻底穿透（durchdringend）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
     30年代的中美白银外交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证明了柯伟林的这一论点，但是，重要的不是这种“彻底穿透”的对外关系，而是这种对外关系是如何与中国内部的力量相 互结合相互作用的。罗荣渠教授曾指出，“不论是‘西方中心’观还是‘中国中心’观 ，都是片面的。中国走向现代世界是各种内外因素互动作用的‘合力’所推动的。这一巨大的转变过 程应该按其本来的复杂性，从单向度研究改为多向度的综合研究”。中 美白银外交以及中国的币制改革正体现了这种互动关系。白银外流除了造成中国财政危机外，还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引起了一场事关国家财政政策、中国国际地位的 “大鸣大放”。正是在这种财政困境和知识界的无形 压力下，中国政府，特别是新上任的财政部长孔祥熙才积极主动与美方交涉，利用美英日三大国在东亚微妙的均势关系，以及有限的谈判资本，不厌其烦地向美方晓明利害，最终说服 美国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与中国合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近代的外交并不总是被动消极的。应该指出，经过近百年与西方的接触和交往，中国人已经拥有了与西方人相同的知识 背景，至少是在对国际事务的了解和掌握上不逊于他们的谈判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