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紧，雨意浓。自1968年起，中苏边境紧张气氛增加，冲突规模明显增大。
     1968年1月，大批苏军侵入中国七里沁岛地区，1969年3月，苏军侵入中国珍宝岛地区，1969年6月和8月，新疆又发生中苏武装冲突。毛泽东说：要准备打仗。
     中央内部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以林彪为首的、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主要成员的军委办事组认为战争危险迫在眉睫。以陈毅牵头，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的国际形势研究小组，则认为苏联不敢挑起反华大战。
    风声紧 雨意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战争威胁。从60年代初起，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恶化，中苏边境出现了紧张局势。1962年10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向我国边防部队发动全面进攻，我边防部队被迫自卫还击。
    同年，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企图利用大陆的暂时困难“反攻大陆”。
     1969年以后，美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在越南的战争，对中国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这一系列严峻的事实，使得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把国家安全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不能不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60年代后，这种重视的程度日益提高。1964年5月至6月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把国防看作是与农业并列的“一个拳头”。
     他从存在着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战争时期，没有强大、稳固的后方不行。据此，他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下决心搞好三线建设。
    1965年 4月12日，针对美国侵越战争不断升级的趋势，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鉴于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因此，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加强备战。《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要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1965年 9月初，国家计委重新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汇报提纲》明确提出，“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集中力量尽快地把“三线”地区的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起来，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汇报提纲》要求把建设重点放在“三线”地区，指出把“三线”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战略大后方是关系“三五”计划全局和国家安危的大问题，也是解决长远和当前备战任务的一个根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采取坚定的态度，就会犯方针性的错误。据此，《汇报提纲》认为，加快“三线”建设是“三五”计划的核心。
    在1965年 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各省、各部及军内各部门着重汇报、交流了全面加强战备、加速三线建设的情况和计划。会议同意“三五”计划的基本方针为：“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自此，经济建设的中心从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备战。
     1966年，毛泽东对“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一战略口号做了具体解释。他指出，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的先有饭吃先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然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到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依赖国家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
    战备在“天下大乱”后走向复苏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虽然党中央和毛泽东依然保持着对外敌入侵的高度警惕，主观上仍想继续加强战备工作，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全面夺权、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情况下，军队和地方的战备工作均受到严重的冲击和破坏，有的甚至已经陷于瘫痪和停顿。
    1968年 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1968年9月7日发表的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中指出：这“是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这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已由“天下大乱”的阶段进入了“天下大治”的阶段，在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自身的性质，虽然“天下大治”的理想不可能实现。但与“全面夺权”、“全面内战”时期相比，在全面斗、批、改阶段，国内形势还是较为平稳、安定了一些。遭到严重干扰、破坏的各项工作得以有所恢复，有所发展，部队和地方的战备工作也有可能比较正常地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