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按战时要求组织指挥机关。青海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在11月上旬决定，将省革委会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约占百分之十几的人到新的指挥机关；一部分约占百分之二十几的人留在西宁，坚持工作；另一部分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人到新指挥机关的周围做群众工作和负责面上的工作。湖南省革委会组成了三线，成立了第一指挥所、第二指挥所和本队。中苏谈判时，革委会机关的一、二线人员都背起背包分别进入第一、二指挥所，本队则进行了就地疏散隐蔽。
    （3） 疏散城市人口、物资。这是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战备活动之一。1969年10月中下旬至年底，一批设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春、郑州等大中城市的高等学校被外迁，一些高等学校被裁并，一批高等学校以办“五·七”干校、试验农场、分校、进行教育革命实践等名义，在农村建议“战备疏散点”，将大批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下放农村。与此同时，大批中等专业学校被裁并，教师和干部被下放。青海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在1969年11月8日关于战备问题的讨论中，决定将被撤销的 18个厅局的2500多人，除搞专案的人集中起来到省办“五·七”干校边劳动边办公外，其余的一部分担任中、小学教员或充实到各级革委会中，一部分人组成宣传队到各州、县协助当地革委会工作，另一部分到“五·七”干校或“五·七”农场劳动；对老弱病残不能坚持工作者，动员其回原籍，按当地工资标准发工资。对职工家属，能回原籍的一律回原籍，路费可报销，户口带与不带听其自愿，无原籍可回的则安置到省革委会的家属基地去。对城市居民，应尽可能动员去农村牧区。对省市监狱的劳改犯均转移到州、县一级，已服刑期满的刑事犯则遣返原籍。会议还议定粮食、档案、商品等物资，除保证日常供应外，扩大州、县的库存，档案资料凡重要者，一律转移。这次战备疏散不仅给国家财力、物力造成很大浪费，也使广大知识分子、城市居民的生活、工作受到很大冲击。
    （4） 修建地下防空工事。修建防空工事的工作，早已在进行。“八·二八”命令下达及中央防空领导小组成立后，进度明显加快，例如，截止12中旬，湖南全省主要城市已挖好的防空工事（防空洞、壕等）可容纳160多万人，而这些城镇共有280万人。其中株洲市的防空设施可容纳人数占总人数的 92%。省革委会要求城镇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防空位子。福建省南安县地处晋江中游的某公社，在村道口、大路道口、大路旁到处挖了战壕、坑道和单人掩体，交通要道旁有能攻能守的阵地，房屋里有枪眼，制高点和暗道直通到指挥作战的堡垒。此外，还有专门储粮、存放战略物资和耕牛的地窖，这些设施还作了防水、防毒、防塌的准备，一些地道也从村里发展到村外、田野、山头，从一家一户发展到户户相通、岗哨相通。县城里的地道，也按疏散区为单位开始挖，计划将各区的地道连接起来，构成地道网，达到能打能防，能在地上打，也能在地下打，使敌人寸步难行。
    （5） 狠抓民兵工作三落实。这是当时各级革委会普遍重视的一项工作。黑龙江省把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学生以及街道居民都以民兵的组织形式组织起来，实现全民皆兵，有的地方是按生产、工作或居住单位，把群众分别组成战斗队（基干民兵）、支前队（普通民兵）后勤队（有孩子的妇女和老人）和儿童团，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福建省南安县在搞好清队的基础上，结合整党整顿了民兵组织。到1969年12月中旬，全县已经组织起两个民兵独立团（其中一个团战时归军分区直接指挥），共5200人。此外，还培训了民兵骨干 425名，轻机枪射手45名，全县以民兵为骨干组织了一支拥有万人，840副担架的支前队伍，还有六个公社组织了500多人的自行车战备运输队。除此之外，各地的战备工作还包括：修筑战备公路、桥梁，制造轻武器，储存战备物资，建立战时生产领导体制，建立健全战时后勤供应、物资运输、消防、防化、治安纠察等各种专业小分队，等等。
    毛泽东对革命与战争形势的新看法
     从1970年初起，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在和平与战争问题上的认识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全国的战备工作也表现出一些不同于1969年的特点。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0年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中指出：“新的一年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用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推动斗、批、改改、检查斗、批、改，戒骄戒躁，更好更快地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在这里，战备工作仍然是各项工作的中心和“纲”，但在程度上，较之1969年10月至12月的一些提法和做法，似乎又不那么突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