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及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继续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作出越来越严重的估计，认为大战在即，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时间可能在国庆节，也可能是在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同时，亦即利用和谈掩护大规模突然袭击。
    1969年 9月30日，林彪视察北京南苑机场。当晚，他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阎仲川等人开会，布置紧急战备疏散问题。林彪命令当晚立即疏散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防止敌空军机降，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之伞兵。
    10月中上旬，为防止大规模突然袭击，中央负责人及一些老同志陆续疏散离京。军委办事组撤到北京西郊办公。
     1969年10月初，林彪由空军司令吴法宪、北京部队司令郑维山、副总参谋长阎仲川等陪同，乘飞机到山西、河北等地视察、看地形。
     1969年10月17日，林彪为“紧急备战”疏散飞抵苏州市。此时，他既没有认真研究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发展变化的特点，更没有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过高地估计了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10月18日，亦即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前两天，他背着党中央、毛泽东，要秘书给在京的黄永胜发出“六条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当晚，黄永胜即布置阎仲川向全军传达。阎仲川随即以“林副主度第一个号令”由“前指”下达全军。全军立即进入紧急状态，或进入前沿工事或紧急疏散。19日至20日，许多大中城市也进行了紧急疏散或防空演习。10月中下旬，整个国家正处于临战状态，战备运动进入高潮。
    中国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世界的严重关注，与中国接壤的一些国家也相应进入了戒备状态。
    全民备战
     中苏边界谈判以后，两国关系有所缓和，立即爆发战争的迹象逐渐减少。这时，虽然有些部队还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但总的来说，全国全军的备战活动已开始缓慢地从那种大战在即、一触即发的状态向常备型状态恢复。尽管转变已经缓慢地开始，但直到1969年底，战备气氛仍然很浓，其程度远远超过了1969年9月以前和1970年以后。
    在当时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的日常工作中，战备工作被当成带动其他各项工作的“纲”。
     1969年11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要考虑到全局。一切工作都要从‘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战略思想出发，用这个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这就是全局观念……没有全局观念的工作，就是单纯业务观点”。
     1969年10月下旬，广东省革委会第十二次常委扩大会确定，要以战备为中心部署今冬明春各项工作。1969年11月中旬，长春市革委会举行城市斗、批、改工作会议，决定从准备打仗出发，以经得起战争考验为标准，认真搞好全市今冬明春斗批改工作。1969年12月 7日召开的黑龙江省革委会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上，以战备工作为重点，讨论落实1970年斗、批、改及工农业生产新跃进问题。
     当时，中央对战备工作采取了一种“内紧外松”的方针。紧张的国际形势，大规模紧迫的战备活动在公开的宣传报道中几乎没有反映，尽管战备工作一度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但报纸和广播的基本内容却是“革命大批判”、“活学活用”、“教育革命”、“五·七干校”、“整党建党”以及工家业生产等项工作，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从1969年10月至1969年底，各地战备工作的重点已普遍从平息武斗、铲平山头、加强团结、批判无政府主义等转到战备教育、战备动员、战备训练、战备组织、物资储备、人口疏散等方面。具体内容有：
    （1） 战备动员、教育。这是战备工作的思想基础，一直被放在各项战备工作的首位。例如湖南省在“八·二八”命令下达后，立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战备教育工作。全省农村举办了各种类型的以战备教育为中心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广泛的“革命大批判”，利用电影、幻灯、图片、漫画、墙报、文艺宣传等形式，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据报道，通过这一系列战备教育活动，加强了战备观念，促进了斗、批、改运动和工农业的发展。天津某厂革委会自九大以来，“结合国内外形势，针对职工的活思想”，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战争的一系列论述，并采用讲形势、摆敌情、声讨批判、忆苦控诉、敌情展览、战备落实、讲用会等形式，对全厂职工进行战备教育。通过学习，职工们进一步认清了敌人的侵华罪行，明确了我们必须立足于打；同时认识到，搞好本职工作，就是对敌人的有力回击。在中苏谈判开始时，全厂 167名职工主动把被褥搬到厂里，日夜守卫在机器旁，突击生产军工产品。